作者:温才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12/13 1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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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在学生心中种下更多善的种子

潘懋元(左)获英国赫尔大学名誉博士(1999)。 厦门大学供图

潘懋元(中)组织课题研究。 厦门大学供图

在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中,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本色出演了一位教授。

几十秒的镜头,商讨的是如何处罚学生。只见他突然站起来,用略带潮汕味的普通话说:“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我们的校训是止于至善,就是要在学生心中努力种下更多善的种子……”

首映礼上,主持人用“百岁老人”介绍这位中国电影史上年纪最大的演员。轮到潘懋元发言,他立刻伶牙俐齿地纠正:“今年我才99(岁),并没有100(岁)。”全场一片笑声。

潘懋元说自己是被“骗”来的,“骗”他的人就是自己的学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几十秒的镜头拍了近三个小时。剧组给他安排了替身,却遭到拒绝,“若要我拍,那就必须是真的我”。

这位努力在学生心中种下更多善的种子的先生,12月6日因多脏器功能衰竭,离开了他最爱的学生,却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无尽佳话。

12月10日,在潘先生的追悼会上,前来相送的人们默默地献上了一朵朵白菊花。

“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行列里”

“人都到齐了吗?”潘懋元问。班长回答道:“先生,同学们都到了。”他点点头说:“好,我们开始上课。同学们好!我叫潘懋元,是你们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

那年,他已92岁高龄,给大家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洪亮的声音、清晰的思路和宏大的研究视野让“孙辈”学生、西南财经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涛念念不忘。

直到如今,教育界人士提到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学》,“都仿佛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所云:‘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1988级弟子、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原院长刘根正说。

刘根正原以为先生给他们上过“高等教育学”课后就会退休。“可老人家诲人不倦,而我却真的快要退休了。”

别人60岁过退休生活,而潘懋元的学术青春是在60岁后才焕发的,仿佛要把过去的时间一口气抢回来。

1920年,潘懋元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一个小商贩家庭。15岁第一次讲课时,他紧张得不知所措,“十几分钟就把准备的内容讲完了,学生见老师没话可说,便在讲台下叽叽喳喳”。第一次失败的教学让他潜心自学国外教育学书籍,从此爱上了教育学。

先后执教于小学、中学、大学,当过小学校长、大学副校长的他深知,“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中学生一样来教育”,大学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坐了22年冷板凳,终于在1978年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

就在当年,潘懋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室。之后,陆续创下多个“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教材,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他的身体力行让人恍惚间忘却了他的真实年龄。82岁,潘懋元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86 岁,他访问母校英国赫尔大学,之前他被该校授予荣誉科学博士。

很多人询问他高寿的秘密,他认为无非是锻炼头脑,以及身怀倒头两分钟就能呼呼大睡的“绝技”。兴之所至,年逾八旬的他还会当场给大家做几十个俯卧撑。

学生们却认为这归因于他开放的心态。90多岁时,他还像个“老顽童”一样捣鼓微信,一不小心发了个奇怪的表情包到群里,赶紧自嘲:“终于被你们超过了。”

他的第一堂课必讲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虽然学生认为他高山仰止,但他的内心热切期望学生能超过自己。

100岁时,潘懋元还在给学生上网课。这堂时长1小时的课,吸引了全国3万多名师生。刚开始,他坚持要站着上课,这可把大家吓坏了。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总算答应坐下,边坐边说:“如果这样坐着还累,那我还能干什么?”

“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行列里。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的。”拥有近90年教龄的他,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举办了30多年的“先生沙龙”

五老峰宛如一条“玉带”,环绕厦大思明校区,半山腰上有一幢小别墅。山下是无垠的海、天边的帆。山上是研究生宿舍楼——凌云楼。从楼上望去,不仅能看到蔚蓝的海景,还可以看见潘先生在家附近散步。

多少届学生都经历过这一幕——周末不愿意去看电影、跳舞、唱歌,而更愿意一路溜达着去往他们的“精神家园”。

在情境中育人一直是潘懋元所提倡的。不只是课堂讨论、学术报告,让学生印象最深的还有他创设的“先生沙龙”,自1986年起,该沙龙已经连续举办了30多年。

最初潘懋元的寓所就是那幢小别墅。说是别墅,其实客厅不过10平方米。2001年搬至前埔,离厦大约20公里,但学生还是愿意每周六坐公交车前去参加沙龙。

前后两个寓所的客厅都不大,除了书柜,最醒目的就是沙发、茶几。每周六傍晚,主人都准备好花生、瓜子、糕点、咖啡、茶水,扫榻以待。

沙龙从不限制人数和参加者的身份。一般三四十人,多则六七十人。人多的时候,门厅摆满了鞋子,阳台、门外和过道都站满了人。

除了他自己的学生外,还有学生的学生。院友们回到厦大看望潘先生时,他都会说:“你尽量安排在周末来,周六晚上在沙龙上和师弟、师妹们见个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作或研究的情况。”

阿特巴赫、许美德、罗兰德·舍恩、白杰瑞、阿里·谢沃、天野郁夫、有本章等国际知名学者到厦大讲学访问,总会被潘懋元邀请到家中沙龙。每年,大家都能在沙龙上见到国际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与社会名流,可谓“星光熠熠”。

吴岩及高教司一行六人就曾专程到潘懋元家参加“先生沙龙”。得知此事,先生的弟子、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还特意在他们谈论时打电话向大家问候。

沙龙所涉内容有两会时政、教育热点,师生的调研项目、论文选题等。没有主题就海阔天空地聊,谈学术、谈人生、谈理想……有时,学生辩论得面红耳赤,还成就了殷小平、王建华、肖海涛等善于“问难论辩”的“知名辩手”。

潘懋元时常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静听。在学生被“围攻”时,他会“跳”出来解围,“我谈一点感受,这个问题很难做”“今天沙龙不做总结,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只做参考”……他从不强加观点给学生,总是适时抛出问题、引出矛盾,让学生自己找到问题症结。“再经过先生点拨,会有醍醐灌顶之感,就像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他的弟子、厦门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董立平回忆道。

沙龙结束后,潘懋元坚持把大家送出门口、挥手告别,这一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

受其影响,厦大形成了最早的四大博导沙龙,举办者分别是教授王伟廉、邬大光、刘海峰、谢作栩。后来沙龙模式又移植到院友各自单位。

不想留下哪怕一块“荒芜的土地”

被盛名所累,很多人认为他高不可攀,甚至有人在参加潘懋元的面试之前紧张到快要晕厥。可熟悉他的人非常明白,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极富同理心,强调经世致用、不愿将学问束之高阁的人。

他关爱校内的弱势群体。为了传播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他“眼光向下”,足迹踏遍全国各地,给从事高等教育、民办教育、高职教育、合作教育、普通教育及未来教育的单位把脉、支着儿。

74岁,潘懋元应邀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时称华东石油学院)作学术报告。当时这所学校还在山东省东营市办学,从济南到东营只能乘坐汽车,需要花费4个多小时,但他仍不知疲倦地从厦门赶到学校。在场师生无不动容。

“为什么潘先生仍不辞劳苦专程来到学校?”作为当时台下的一名听众,刘华东无比好奇。直到成为了潘先生的学生,他才明白了。“千里迢迢来到东营,是来自他的理想和作为。先生为了弥补中国高等教育被‘十年’耽误的缺憾,不想在高教领域留下哪怕一块‘荒芜的土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办学困难的学校,他越要关心和支持。”不久前刚刚卸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的刘华东说。

上世纪80年代,民办教育“小荷才露尖尖角”,潘懋元就呼吁关注民办院校。他说:“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树的话,去民办校,那里将来会出教育家。那里没有官本位,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限制,如果干得好,它的位置就在人们心中。”

84岁,他带着学生们去西安考察民办院校,这是2003级博士生修读他主讲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程的一部分。学生跟着他去了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思源学院等5所代表着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水平的院校访谈。

他要求学生不要急于表达观点,要调查再调查。“被先生放到鲜活的教育场景中,会感觉一个明显冲突——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民办院校管理者的思考方式不同,先生就是要我们在这种冲突中体验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写思辨性论文只要自圆其说就好,但解决实际问题却离不开问题的场景。”他的弟子、湖南大学副教授徐丹说。

90岁时,潘懋元带着王琪等学生到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学校安排了保安到宿舍门口值班。调研结束,学生先行登上送站的汽车。潘懋元与负责接待的领导、老师握手道别后,并没有直接上车,而是径直走向远远站在一旁的保安,与他握手说:“这几天辛苦你了,非常感谢你!”这一举动出乎大家的意料,保安也很诧异,赶紧跑上前握住潘懋元的手,一个劲儿地说“应该的”。

“先生以小小的举动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感恩教育课。”王琪回忆说。

毕业后,王琪签约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潘懋元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当前高职院校的实践探索很积极,但理论研究还很弱,你正好可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高职教育将来一定会大发展,要把去高职院校工作当作事业,千万不能只当作一份工作,更不能当作跳板。”

潘懋元历来是“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相得益彰。1999年,他带着博士生到湖南调研。本可以坐飞机的他,为了和学生在一起而主动改乘火车。火车上,他在车厢里讲学,眉飞色舞之际,乘务员突然走过来问:“你们是不是在搞非法宣传?”众人忍俊不禁。

不言之教为师、为学

曾经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囊萤楼,夏天有时学生上课会遇到涨潮,倒灌的海水涌上地面,踏浪上课浪漫之极。

囊萤楼前有一棵临海望川的古榕树。在学生眼中,先生宛如那棵古榕树根深叶茂,而内心磅礴如海。

新生入学第一学期,课上往往是潘懋元提问、学生回答。到了入学的第二学期,他不再提问题,而是转头往后看,眼光停留在哪名学生身上,就由哪名学生提问。如果学生所提问题不到位,他就会补充提问。

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唐德海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先生评价研究生学业水平的一个特殊标准——观察学生的提问水平。

其中的奥秘,很多人开始时不甚理解。唐德海慢慢想明白了,学术报告是讲述人研究的精华所在,听者若能在短时间内对主要观点和问题等作出准确判断,他一定是一名成熟的研究者。

厦大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优势是理论思辨,但潘懋元一直努力推动实证研究。他的课堂、文章从来都是娓娓道来,无晦涩难懂的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他践行一生的理念。

一次,某学生在课堂做展示,由于理论性过强,同学听了快要打瞌睡。这时潘懋元开始挠头,其他学生看情形不对,马上提醒讲台上的学生。“慢慢地,我们悟出了先生‘挠头’的肢体语言作用。”他的弟子、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胡弼成说。

在担任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期间,他每学期都会到汕大工作一段时间。从教师公寓走到教学楼,有一先一后两个入口。有一次,还在汕大读研的刘志文陪他走路,先生问哪条路更近一些,刘志文想当然地回答“先进的那条路近些”。先生没有说话。过了两天,潘懋元告诉刘志文,后进的路更近,他带来计步器比较了两边步数。“先生的不言之教告诉我们,做学问要讲事实、凭证据,不能仅凭感觉。”

上世纪90年代,汕头到厦门没有通高速公路,路上要走七八个小时。师生感叹路途不便,潘懋元听后摇摇头:“你们想象力不够,到时候这边有了轨道,随时可上车,一两小时就到厦门。”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如今却早已变成了现实。“先生对新事物特别敏感,总能敏锐地感受新时代、新技术的冲击,进而思考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是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的刘志文说。

把学生当孩子,把孩子当学生

“把学生当孩子,把孩子当学生”的潘懋元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比子女还多。

子女们回忆,小时候父亲管得很少,期末考试卷拿回家签名就完事,更多是不言之教。但4个子女个个争气,最终都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重视育人,潘懋元也把教育公平落到了寻常处。他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学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月勤在职读博的第6年,宿舍已被学校收回。为了完成论文,她住进了宾馆。潘懋元听说后让她搬离宾馆,租房子住,并在食堂吃饭。一向温润如玉的先生难得“不近人情”,让她十分诧异。

因为“育人要有特定的环境,不能搞特殊化”,潘懋元说。她听后非常惭愧。谁想第二天早晨,小师弟就打电话说,先生连夜托他帮忙找到了一间学生宿舍给师姐。“当时,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90多岁的老人既教育了我,也维护了其他学生的教育环境,还如此心思细腻地关爱学生。”闫月勤回忆道。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让先生的弟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谈谈“你心目中的潘先生”。他脱口而出,“潘先生对人太好了、太好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找到他,有求必应,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关怀备至。”

小辈们都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每年没有回去过年的弟子都会被他请到家或附近餐馆吃年夜饭。学生的结课仪式也是聚餐。有一次,潘懋元提议吃西餐。开餐前,他问“大家是否了解吃西餐的规矩?”众人摇头。只见背部微驼的他坐在餐桌前,左手拿着餐叉,右手拿着餐刀,一边演示,一边给大家讲如何使用餐具,以及餐具摆放的含义,好似一位邻家老爷爷。

迎新晚会、中秋“博饼”必有潘懋元的藏头诗。他喜欢把一些学生的名字编成谜面,让大家猜。比如他的弟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的名字,谜面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另一位弟子刘喜才的名字谜面被编成“刘备三顾茅庐”。谜底一揭晓,众人哈哈大笑。

“先生曾说过‘教师的幸福在于爱’。从初识恩师迄今的29年里,先生给我的感受是‘大鱼导正、小鱼欢随’,至教无声、大爱无形。”郑若玲说。

潘懋元百年华诞之时,厦大曾做过统计,40年来,他一共培养出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先后走进233所大学,出席报告会331场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0多篇,编著70多部专著, 以一己之力给大半个教育界树立了典范。

2014年9月,潘懋元当选为“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在电视专题片《先生》中, 潘先生被誉为“厦大的宝贝,也是国家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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