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左）获英国赫尔大学名誉博士(1999)。 厦门大学供图

潘懋元（中）组织课题研究。 厦门大学供图

在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中，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本色出演了一位教授。

几十秒的镜头，商讨的是如何处罚学生。只见他突然站起来，用略带潮汕味的普通话说：“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我们的校训是止于至善，就是要在学生心中努力种下更多善的种子……”

首映礼上，主持人用“百岁老人”介绍这位中国电影史上年纪最大的演员。轮到潘懋元发言，他立刻伶牙俐齿地纠正：“今年我才99（岁），并没有100（岁）。”全场一片笑声。

潘懋元说自己是被“骗”来的，“骗”他的人就是自己的学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几十秒的镜头拍了近三个小时。剧组给他安排了替身，却遭到拒绝，“若要我拍，那就必须是真的我”。

这位努力在学生心中种下更多善的种子的先生，12月6日因多脏器功能衰竭，离开了他最爱的学生，却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无尽佳话。

12月10日，在潘先生的追悼会上，前来相送的人们默默地献上了一朵朵白菊花。

“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行列里”

“人都到齐了吗？”潘懋元问。班长回答道：“先生，同学们都到了。”他点点头说：“好，我们开始上课。同学们好！我叫潘懋元，是你们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

那年，他已92岁高龄，给大家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洪亮的声音、清晰的思路和宏大的研究视野让“孙辈”学生、西南财经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涛念念不忘。

直到如今，教育界人士提到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学》，“都仿佛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所云：‘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1988级弟子、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原院长刘根正说。

刘根正原以为先生给他们上过“高等教育学”课后就会退休。“可老人家诲人不倦，而我却真的快要退休了。”

别人60岁过退休生活，而潘懋元的学术青春是在60岁后才焕发的，仿佛要把过去的时间一口气抢回来。

1920年，潘懋元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一个小商贩家庭。15岁第一次讲课时，他紧张得不知所措，“十几分钟就把准备的内容讲完了，学生见老师没话可说，便在讲台下叽叽喳喳”。第一次失败的教学让他潜心自学国外教育学书籍，从此爱上了教育学。

先后执教于小学、中学、大学，当过小学校长、大学副校长的他深知，“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中学生一样来教育”，大学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坐了22年冷板凳，终于在1978年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

就在当年，潘懋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室。之后，陆续创下多个“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教材，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他的身体力行让人恍惚间忘却了他的真实年龄。82岁，潘懋元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86 岁，他访问母校英国赫尔大学，之前他被该校授予荣誉科学博士。

很多人询问他高寿的秘密，他认为无非是锻炼头脑，以及身怀倒头两分钟就能呼呼大睡的“绝技”。兴之所至，年逾八旬的他还会当场给大家做几十个俯卧撑。

学生们却认为这归因于他开放的心态。90多岁时，他还像个“老顽童”一样捣鼓微信，一不小心发了个奇怪的表情包到群里，赶紧自嘲：“终于被你们超过了。”

他的第一堂课必讲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虽然学生认为他高山仰止，但他的内心热切期望学生能超过自己。

100岁时，潘懋元还在给学生上网课。这堂时长1小时的课，吸引了全国3万多名师生。刚开始，他坚持要站着上课，这可把大家吓坏了。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总算答应坐下，边坐边说：“如果这样坐着还累，那我还能干什么？”

“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行列里。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的。”拥有近90年教龄的他，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举办了30多年的“先生沙龙”

五老峰宛如一条“玉带”，环绕厦大思明校区，半山腰上有一幢小别墅。山下是无垠的海、天边的帆。山上是研究生宿舍楼——凌云楼。从楼上望去，不仅能看到蔚蓝的海景，还可以看见潘先生在家附近散步。

多少届学生都经历过这一幕——周末不愿意去看电影、跳舞、唱歌，而更愿意一路溜达着去往他们的“精神家园”。

在情境中育人一直是潘懋元所提倡的。不只是课堂讨论、学术报告，让学生印象最深的还有他创设的“先生沙龙”，自1986年起，该沙龙已经连续举办了30多年。

最初潘懋元的寓所就是那幢小别墅。说是别墅，其实客厅不过10平方米。2001年搬至前埔，离厦大约20公里，但学生还是愿意每周六坐公交车前去参加沙龙。

前后两个寓所的客厅都不大，除了书柜，最醒目的就是沙发、茶几。每周六傍晚，主人都准备好花生、瓜子、糕点、咖啡、茶水，扫榻以待。

沙龙从不限制人数和参加者的身份。一般三四十人，多则六七十人。人多的时候，门厅摆满了鞋子，阳台、门外和过道都站满了人。

除了他自己的学生外，还有学生的学生。院友们回到厦大看望潘先生时，他都会说：“你尽量安排在周末来，周六晚上在沙龙上和师弟、师妹们见个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作或研究的情况。”

阿特巴赫、许美德、罗兰德·舍恩、白杰瑞、阿里·谢沃、天野郁夫、有本章等国际知名学者到厦大讲学访问，总会被潘懋元邀请到家中沙龙。每年，大家都能在沙龙上见到国际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与社会名流，可谓“星光熠熠”。

吴岩及高教司一行六人就曾专程到潘懋元家参加“先生沙龙”。得知此事，先生的弟子、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还特意在他们谈论时打电话向大家问候。

沙龙所涉内容有两会时政、教育热点，师生的调研项目、论文选题等。没有主题就海阔天空地聊，谈学术、谈人生、谈理想……有时，学生辩论得面红耳赤，还成就了殷小平、王建华、肖海涛等善于“问难论辩”的“知名辩手”。

潘懋元时常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静听。在学生被“围攻”时，他会“跳”出来解围，“我谈一点感受，这个问题很难做”“今天沙龙不做总结，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只做参考”……他从不强加观点给学生，总是适时抛出问题、引出矛盾，让学生自己找到问题症结。“再经过先生点拨，会有醍醐灌顶之感，就像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他的弟子、厦门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董立平回忆道。

沙龙结束后，潘懋元坚持把大家送出门口、挥手告别，这一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

受其影响，厦大形成了最早的四大博导沙龙，举办者分别是教授王伟廉、邬大光、刘海峰、谢作栩。后来沙龙模式又移植到院友各自单位。

不想留下哪怕一块“荒芜的土地”

被盛名所累，很多人认为他高不可攀，甚至有人在参加潘懋元的面试之前紧张到快要晕厥。可熟悉他的人非常明白，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极富同理心，强调经世致用、不愿将学问束之高阁的人。

他关爱校内的弱势群体。为了传播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他“眼光向下”，足迹踏遍全国各地，给从事高等教育、民办教育、高职教育、合作教育、普通教育及未来教育的单位把脉、支着儿。

74岁，潘懋元应邀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时称华东石油学院）作学术报告。当时这所学校还在山东省东营市办学，从济南到东营只能乘坐汽车，需要花费4个多小时，但他仍不知疲倦地从厦门赶到学校。在场师生无不动容。

“为什么潘先生仍不辞劳苦专程来到学校？”作为当时台下的一名听众，刘华东无比好奇。直到成为了潘先生的学生，他才明白了。“千里迢迢来到东营，是来自他的理想和作为。先生为了弥补中国高等教育被‘十年’耽误的缺憾，不想在高教领域留下哪怕一块‘荒芜的土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办学困难的学校，他越要关心和支持。”不久前刚刚卸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的刘华东说。

上世纪80年代，民办教育“小荷才露尖尖角”，潘懋元就呼吁关注民办院校。他说：“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树的话，去民办校，那里将来会出教育家。那里没有官本位，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限制，如果干得好，它的位置就在人们心中。”

84岁，他带着学生们去西安考察民办院校，这是2003级博士生修读他主讲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程的一部分。学生跟着他去了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思源学院等5所代表着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水平的院校访谈。

他要求学生不要急于表达观点，要调查再调查。“被先生放到鲜活的教育场景中，会感觉一个明显冲突——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民办院校管理者的思考方式不同，先生就是要我们在这种冲突中体验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写思辨性论文只要自圆其说就好，但解决实际问题却离不开问题的场景。”他的弟子、湖南大学副教授徐丹说。

90岁时，潘懋元带着王琪等学生到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学校安排了保安到宿舍门口值班。调研结束，学生先行登上送站的汽车。潘懋元与负责接待的领导、老师握手道别后，并没有直接上车，而是径直走向远远站在一旁的保安，与他握手说：“这几天辛苦你了，非常感谢你！”这一举动出乎大家的意料，保安也很诧异，赶紧跑上前握住潘懋元的手，一个劲儿地说“应该的”。

“先生以小小的举动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感恩教育课。”王琪回忆说。

毕业后，王琪签约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潘懋元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当前高职院校的实践探索很积极，但理论研究还很弱，你正好可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高职教育将来一定会大发展，要把去高职院校工作当作事业，千万不能只当作一份工作，更不能当作跳板。”

潘懋元历来是“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相得益彰。1999年，他带着博士生到湖南调研。本可以坐飞机的他，为了和学生在一起而主动改乘火车。火车上，他在车厢里讲学，眉飞色舞之际，乘务员突然走过来问：“你们是不是在搞非法宣传？”众人忍俊不禁。

不言之教为师、为学

曾经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囊萤楼，夏天有时学生上课会遇到涨潮，倒灌的海水涌上地面，踏浪上课浪漫之极。

囊萤楼前有一棵临海望川的古榕树。在学生眼中，先生宛如那棵古榕树根深叶茂，而内心磅礴如海。

新生入学第一学期，课上往往是潘懋元提问、学生回答。到了入学的第二学期，他不再提问题，而是转头往后看，眼光停留在哪名学生身上，就由哪名学生提问。如果学生所提问题不到位，他就会补充提问。

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唐德海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先生评价研究生学业水平的一个特殊标准——观察学生的提问水平。

其中的奥秘，很多人开始时不甚理解。唐德海慢慢想明白了，学术报告是讲述人研究的精华所在，听者若能在短时间内对主要观点和问题等作出准确判断，他一定是一名成熟的研究者。

厦大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优势是理论思辨，但潘懋元一直努力推动实证研究。他的课堂、文章从来都是娓娓道来，无晦涩难懂的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他践行一生的理念。

一次，某学生在课堂做展示，由于理论性过强，同学听了快要打瞌睡。这时潘懋元开始挠头，其他学生看情形不对，马上提醒讲台上的学生。“慢慢地，我们悟出了先生‘挠头’的肢体语言作用。”他的弟子、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胡弼成说。

在担任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期间，他每学期都会到汕大工作一段时间。从教师公寓走到教学楼，有一先一后两个入口。有一次，还在汕大读研的刘志文陪他走路，先生问哪条路更近一些，刘志文想当然地回答“先进的那条路近些”。先生没有说话。过了两天，潘懋元告诉刘志文，后进的路更近，他带来计步器比较了两边步数。“先生的不言之教告诉我们，做学问要讲事实、凭证据，不能仅凭感觉。”

上世纪90年代，汕头到厦门没有通高速公路，路上要走七八个小时。师生感叹路途不便，潘懋元听后摇摇头：“你们想象力不够，到时候这边有了轨道，随时可上车，一两小时就到厦门。”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如今却早已变成了现实。“先生对新事物特别敏感，总能敏锐地感受新时代、新技术的冲击，进而思考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是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的刘志文说。

把学生当孩子，把孩子当学生

“把学生当孩子，把孩子当学生”的潘懋元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比子女还多。

子女们回忆，小时候父亲管得很少，期末考试卷拿回家签名就完事，更多是不言之教。但4个子女个个争气，最终都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重视育人，潘懋元也把教育公平落到了寻常处。他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学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月勤在职读博的第6年，宿舍已被学校收回。为了完成论文，她住进了宾馆。潘懋元听说后让她搬离宾馆，租房子住，并在食堂吃饭。一向温润如玉的先生难得“不近人情”，让她十分诧异。

因为“育人要有特定的环境，不能搞特殊化”，潘懋元说。她听后非常惭愧。谁想第二天早晨，小师弟就打电话说，先生连夜托他帮忙找到了一间学生宿舍给师姐。“当时，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90多岁的老人既教育了我，也维护了其他学生的教育环境，还如此心思细腻地关爱学生。”闫月勤回忆道。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让先生的弟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谈谈“你心目中的潘先生”。他脱口而出，“潘先生对人太好了、太好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找到他，有求必应，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关怀备至。”

小辈们都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每年没有回去过年的弟子都会被他请到家或附近餐馆吃年夜饭。学生的结课仪式也是聚餐。有一次，潘懋元提议吃西餐。开餐前，他问“大家是否了解吃西餐的规矩？”众人摇头。只见背部微驼的他坐在餐桌前，左手拿着餐叉，右手拿着餐刀，一边演示，一边给大家讲如何使用餐具，以及餐具摆放的含义，好似一位邻家老爷爷。

迎新晚会、中秋“博饼”必有潘懋元的藏头诗。他喜欢把一些学生的名字编成谜面，让大家猜。比如他的弟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的名字，谜面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另一位弟子刘喜才的名字谜面被编成“刘备三顾茅庐”。谜底一揭晓，众人哈哈大笑。

“先生曾说过‘教师的幸福在于爱’。从初识恩师迄今的29年里，先生给我的感受是‘大鱼导正、小鱼欢随’，至教无声、大爱无形。”郑若玲说。

潘懋元百年华诞之时，厦大曾做过统计，40年来，他一共培养出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先后走进233所大学，出席报告会331场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0多篇，编著70多部专著， 以一己之力给大半个教育界树立了典范。

2014年9月，潘懋元当选为“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在电视专题片《先生》中, 潘先生被誉为“厦大的宝贝，也是国家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