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实验室工程师正在观察基因编辑苗生长状态。武汉伯远生物供图

 从基因编辑企业苏州齐禾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逾亿元人民币的种子轮融资，到专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B轮融资，再到两个月前，温氏股份旗下专业化的猪育种科技公司——广东中芯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芯种业）增资23.33亿元，公司估值超100亿元……种业投资逐渐升温。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2022年是我国推进种业振兴的关键之年。各级各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加大了对现代种业的投资，大量资金涌向种业领域。

升温：政策引导+技术革新

“今年投资总体呈现强度和总量双增。”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施海波长期关注农业领域投资动向。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今年投资从以传统农作物种业为重点，逐步向畜禽水产等领域拓展。从领域来看，主要投向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种业阵型企业）、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等四个领域。

从投资结构来看，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也都呈现双增的态势，但各地区差异性也比较大。例如，江苏省财政安排5亿元开展农作物、畜禽、水产联合攻关，分五年实施，每年一个亿；安排1.3亿元建设农作物种质资源综合库；从2022年开始，计划投资1~2亿元建设5个育种平台，包括家畜、家禽、种质资源鉴定、商业化育种等。

而浙江省安排7000万元用于育种创新、良种繁育基地、区域试验等工作。其中，育种创新1000万元，良种繁育基地1000万元，南繁公共育种试验室（与中国水稻所共建）1000万元。

“热起来的种业投资领域不仅说明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已初见成效，行业格局有望长期向好，更说明我国种业市场的潜在价值正被社会资本所正视，长期以来种业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回报率低的传统思维认识正在转变。”施海波说，这不仅得益于种业政策出台、制度保障、监管落实等三个外部层面的协同发力，更得益于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等内在现代种业技术的加速创新和应用，新技术、硬科技更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龙耀教授向《中国科学报》强调了种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里有特殊性。

“第一个就是政策层面。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种业，尤其是现代育种的投资非常重视。”张龙耀说，2022年农业农村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年）》，将现代种业作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重点产业和领域，期望把种业做优做强，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助力建设农业强国。

在地方，张龙耀注意到了财政和金融政策怎么去协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领域的问题。“我们在广东做了一个视频调研。”张龙耀的团队发现，广东省把华南农大、广东省农科院、广东农垦集团等科研机构和农业产业集团，用股权和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式整合到广东种业集团。再以种业集团为基础，在政府的统筹下发起设立广东省种业振兴引导基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形成百亿级的基金规模，从而打造资本运作平台。

第二个是市场层面。张龙耀认为目前种业投资瞄准的对象主要是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例如，由广东省种业集团、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华农资产、东成种猪等机构增资23.33亿元的中芯种业，脱胎于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吴珍芳的研究成果。吴珍芳深耕行业20余年研究种猪，突破了中国种猪“卡脖子”难题。

张龙耀认为，中芯种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和种猪产品还是非常前沿的，“基础扎实，技术成熟，所以才会实现那么高的估值，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模式创新或成为教科书式案例

有评论认为中芯种业这波操作是最贵种子轮。施海波强调，这可能是见到公开信息中最贵种子轮融资，但重点需要关注的不是“总量”的贵，而是“模式”的新。

“中芯种业的投资属于投资模式的创新。”施海波说，根据他查阅的资料看，该次增资完成后，中芯种业的注册资本将由12亿元增至15.61亿元。温氏股份放弃该轮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该次增资扩股后，公司对中芯种业的持股比例由100%变更为76.88%。中芯种业的增资扩股有政府基金参与，有别于过去以社会资本为主开展增资扩股，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宏观战略导向。

“通过该模式建立紧密合作、多方共赢的投融资机制。过去的共赢还是偏纯利益共赢，这种模式可能体现社会效益共赢。”施海波说，中芯种业的增资模式可能为其他种业投资提供模式借鉴，成为种业投资的“教科书”式案例。但是，后期需要对这种增资方式进行系统评估，重点关注增资方式对于种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张龙耀强调，整体上中国的种业发展还是面临着种源的瓶颈问题，核心技术掌握的水平比较低，产业规模大而不强。

“我们的种业企业数量多，但是非常的分散；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研发投入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做国外企业种子的推广工作。”张龙耀认为，企业真正自己扎实做研究、研发新的育种技术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他说，对种业的投资不仅是经济价值的问题，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所以关于种业投资的模式，从政府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有的认为可能是以政府为主，有的则认为未来社会资本和商业育种可能要占据主导。

张龙耀认为，种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而资本逐利遵循“青苹果效应”：苹果青的时候资本并不亲睐，等苹果红了以后资本才会“采摘”。“资本期望在短期内获得收益的目标，和种业振兴的长期战略可能并不完全匹配。所以资本更希望看到一些核心技术能够在未来带来良好的商业前景。”

而这种核心技术的前期研发往往周期很长、不确定性大。根据我国国情，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科研院所和高校等机构，目前企业研发能力还不足以支撑核心技术的创新。

“有了核心技术之后，再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把规模做大，我觉得这样一种模式可能是比较适合。”张龙耀说，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种业研发模式、研发体制等问题还不太可能，所以仅靠社会资本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被资本青睐是好事，资本应该选择在合适的阶段进入，这也会给育种科研带来更多长期稳定的支持，对未来种业发展非常有好处。

施海波也认为，种源保护和种业基础性研究是见效慢，但利长久的好事。其见效慢、收益低、公益性强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成为种业领域的资本薄弱环节，社会资本往往对此积极性不高，资金投入往往多以政府财政支持或公益项目支持为主。

“由于现代种业，尤其是种业创新攻关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未来随着投资总量的增加，投资方式也会越来越多元，组织方式及结构也会越来越复杂。”施海波说。

产业转型悄然而至

武汉伯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为科研院校提供遗传转化和基因编辑研究服务的公司。该公司营销总监金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他们的工作集中于为基础研究服务。这两年国家政策对基因编辑育种和分子育种政策利好，所以顺势而为，伯远生物也开始瞄准种业创新创造和合成生物学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他们开始跟种业公司加强研发外包服务合作，同时作为科研院所和种业公司的桥梁枢纽，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

金杰根据过去几年市场变化和投资情况判断，农业板块正处于一个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育种主力正在从以科研院所高校为主的育种，转向有资本积极参与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生物育种。“当然，现在应该是刚刚起步，有这方面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还为数不多。”

但是种业产业悄然转型的同时，新的产业链上出现的新公司还是让金杰感到“未来可期”。他认为，这些企业将会向医药业研发生产那样实现高效分工，这两个产业都有着类似特点，资金密集型，周期长，投入大，产业链条长。例如，有的企业专注于做研发上游的育种技术，有的企业做中游的育种材料制备，还有的就做终端生产和销售。

施海波认为，种业发展和社会资本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快建立以种业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种业目前在合作开展平台打造和联合攻关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目前，种源创新作为育种原创性的技术创新（而非不是套牌繁育），是实现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突破种业发展瓶颈限制的关键一招，也是资本需求最大的领域。不管是从现实价值还是客观需求来看，都应是种业领域最值得投资的方面。“只有做到自己有，才能更好自己用。”现实中，资本也确实在看好这一领域，今年上半年对育种赛道的投资项目融资金额就超过了10亿元。

施海波说，未来需要支持优势种业企业与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科研院所、高等学校、金融机构等开展合作，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加强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等前沿性技术创新应用，促进种业与资本的良性循环。

张龙耀则看好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改革后对种业发展带来的利好。他说，过去科技经济两张皮， 这几年确实慢慢变了。高校成果可以知识产权转让的方式转化给种子企业，这也提高了种业企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水平。“这将对社会资本产生很大的激励，他们有可能会瞄准一些技术先进的领域，如水稻的分子育种等。这也是科研创新体制很好的变化，有利于推动科研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张龙耀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种业企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及其进展，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形成一定的技术壁垒，其营收规模是否能够形成龙头效应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投资指标。

受访者一致认为，未来随着投资总量增加、强度提升和模式创新，我国将会真正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