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科学院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科学院的根本特点。中国科学院建立70多年来，一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科技发展路线和方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不断开拓进取，忠实履行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职责和使命。党的领导是中国科学院发展的生命线，贯穿于全院各个历史时期各项工作之中。党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和关怀，以及从院党组到基层党员干部带领科学院人追求卓越、服务国家人民、奋斗进取等多个层面，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史的核心主题，绝非一篇短文可以概括。以下仅以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关怀与中国科学院的定位使命关系为主，选择若干要点试作简要介绍。挂一漏万等问题自是难免，还请读者不吝指教。

组建中国科学院是党中央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重大决策

国家科学院与近代科学几乎同时诞生，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1660年）、法国皇家科学院（1666年）、普鲁士科学院（1700年）和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1724年）等国家科学院机构相继建立，都对其本国的科学与学术发展和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反观我国，尽管在明末清初的16、17世纪，西方科学已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而传入中国，但包括明末崇祯帝、清初康熙帝在内的明清统治者仅仅满足于利用新的科学知识服务于编订历法等具体事务，并没有认识到西方科学的近代意涵，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发展新的科学和技术。即使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恃其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近代科学技术较大规模引入中国，但终清之世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新的科学机构。“西学东渐”三百年，并没有使中国科学走上近代科学的发展轨道，实属世界科技史上的罕见现象，教训深刻。

清末民初，“科学救国”思潮兴起，但在内忧外患之下，“科学救国”不过是纸上谈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和“德先生”一起深入人心，终于催生了我国的国家科学院——“国立中央研究院”。但经过20年的发展，直至1948年，民国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不过10余个研究所、数百人的规模；全国约200所高校中，从事科研和有一定学术声望的科学家却是屈指可数的。据1949~1950年中国科学院进行的全国自然科学专家调查，当时全国有一定学术声望的科学家不过160人左右，其中一部分人当时还滞留在海外。

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不高，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国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支持不足。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9世纪中叶就敏锐地认识到近代科学和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在擘画新中国的发展蓝图时，即着手组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并决定以科学院来统筹并领导全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

1949年7月13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不久的将来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他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院的筹划工作。9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两个文件的草案初稿印发。《共同纲领》草案第43条提出“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组织法》草案把科学院列为政务院的组成部门。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指令开始对外办公，宣告成立。

中国科学院伴随新中国诞生。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把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并通过科学促进国家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历史使命，赋予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人不辱使命，迅速礼聘和积聚人才，重组和新建研究所，至1950年5月，第一批15个研究所和3个研究所筹备处宣告成立。尽管建院初期的发展受到了抗美援朝的影响，但到1954年，全院已有40多个研究所、7000余名干部职工，仅5年时间，全院规模就是前“中研院”的10倍以上。1955年以后，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至1959年，全院研究所超过100所，干部职工达4.5万余人。这样的高速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快速实现的，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

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带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从机构、人才、计划到组织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基础，以中国科学院参与或主导的原子弹研制和胰岛素合成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为标志，新中国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发展。

党中央赋予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和使命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制定通过《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建院初期的基本方针与基本任务。这个计划纲要草案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实际上是中宣部党组批准）后，于6月14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下达给科学院。《指示》提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文教政策，改革过去的科研机构，以期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保健和国防事业的建设。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为：一、确立科学研究方向；二、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与合理分配；三、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与充实等。这一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导中科院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

1953年11月，院党组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院长在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上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和今后任务，周恩来总理充分肯定了科学院的工作成绩。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院党组的《报告》，并将《报告》与《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在党内转发。中央批示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政策，首次提出了建设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包括高等学校和各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批示》还指出：“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有适当的分工，大体上，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这一分工定位是中国科学院的立身之本，后来被明确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院的首个正式发布的办院方针——“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建立学部，并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1956年评选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后被追认为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奖）。1956年，以中国科学院各学部为主，组织全国优秀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绘制了蓝图，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党中央向中国科学院派来以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顾德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党政干部，担任院所重要领导职务，加强党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在此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向现代科学进军。他代表中央提出：“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同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

正确地建立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能在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按照合理的分工合作的原则，有计划地协调地进行工作，是顺利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的重要条件。

我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两支主要力量，地方研究机构则是不可缺少的助手。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用最大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必须使科学院逐步成为一支坚强的科学核心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能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

1956年前后，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一时出现了全国科技界“人心向院”的局面。因此也引起了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研究系统对中科院定位的质疑。1957年5、6月，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和研究了以中国科学院定位为核心的“科学体制问题”。聂荣臻副总理在汇报时指出，科学院这个“火车头”的作用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各方面应相互协调、合作，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周恩来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加强协调，并要求三方面顾全大局，克服本位主义。1957年6月13日，聂荣臻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势的”。他再次明确：

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

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系统由四个方面组成（当时国防科学技术系统尚未成熟），“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他说：“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周总理的讲话给这次体制之争画上了句号。

应当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科学院的定位也曾经出现过大的波折，有过沉痛的教训。

首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关于科学院要精简机构、改革体制、参照美英科学发展的经验等指示和“开门办院”“开门办所”等极左思潮的影响，在1968年将院内绝大多数“04”单位划归国防系统后，进一步把全院大部分研究所划归地方领导。1970年，全院78个单位下放地方或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至1972年全院直属科研机构仅存10个。这样中国科学院貌似与美英科学院模式靠近了，但不仅中国科学院遭到极大破坏，下放的研究机构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有的研究所被迫撤销或转行，国家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其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大潮中，中国科学院面临极大压力，被迫放弃“两侧重”的办院方针，把绝大部分科研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创建了近千家公司。中国科学院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推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开拓者、探索者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等体制机制改革，催生和促进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由于国家投入经费的长期消减，直接导致人才流失和人才老化等突出问题，削弱了许多重要学科的基础。由于片面地以经济效益来考量国家科学院的存在价值，当时还出现了“承包科学院”和“取消科学院”等怪论。这种在国家科学院的定位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偏差，对科学院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从“科教兴国”战略到建设“科技强国”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向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致贺信提出：“努力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成为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同年10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建院45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把这段话作为题词送给中国科学院。1994年11月1日，江泽民同志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院45周年茶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题词和讲话为世纪之交中国科学院的重新定位和办院方针调整指明了方向。

世纪之交，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科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党中央认真研判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时做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开创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精神，于1997年底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强调“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求中国科学院“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1998年6月9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挑战、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随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于1998年7月正式启动，中国科学院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在凝练科技目标、调整科技布局、改革管理体制、优化队伍结构、引进培养人才、加强条件建设、扩大开放联合、培育创新文化、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等方面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创新成果，顺利完成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任务，发挥了科技国家队的核心骨干作用和改革先行者的引领示范作用，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积累了经验。

2004年12月29日，胡锦涛同志考察中国科学院工作，听取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的成绩，希望“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2009年10月30日，胡锦涛同志致信祝贺中科院建院60周年，肯定中国科学院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要求中国科学院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进一步发挥“火车头”作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当作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科学院是“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希望中科院不断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出创新思想，要求中国科学院“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中国科学院党组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研究制订了“率先行动”计划。2014年7月7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率先行动”计划。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对“率先行动”计划给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要求中科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抓好“率先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早日使构想变为现实，为把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2014年8月，院党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制定《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组织实施方案》，迅速启动实施。2015年初，院党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要求，调整确立了新时期办院方针，成为新时代中科院改革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中科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了一批重大科学问题，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学院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了全面部署。2021年3月12日，“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专章，提出了“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和“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四项任务，为我国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化。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现代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一脉相承，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全面深化。回顾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党领导科技事业的70多年谱写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最宏伟壮丽的篇章。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忠实履行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中国科学院是共和国科技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开拓者和探索者，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先行者，是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的引领者。在我国的科学技术体系中，没有任何其他科研机构被党中央赋予如此重要的使命责任，没有任何其他科研机构作出过如此重大的历史贡献。历史证明，中国科学院的命运与国家科技事业的兴盛息息相通，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对于我国科技事业至关重要。深入总结和认识党领导中科院的历史经验也十分必要。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比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学院必将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世纪伟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