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聆听报告（王之康/摄）

与会院士认真聆听报告（王之康/摄）

5月29日晚，中国科学院学部举行“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加强学风建设”报告会。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首次在院士大会期间举办道德学风方面的主题报告会，也是学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精神的重要举措。400多位中科院院士参加会议。

会上，中科院院士李依依、蒲慕明、孙昌璞、周琪分别作了题为“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谈科研诚信”“发扬‘两弹一星’精神，铸就新时代‘国之重器’”“在科技变局与变革中推动科技伦理体系建设”的精彩报告。

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

“我们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既赢得崇高学术声望，又展示高尚人格风范’。”李依依讲述了金属研究所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勇攀高峰、科技报国的故事，并向大家发出号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发生了一次坠落事故，飞行员当场身亡。但是关于这次坠落的失效分析工作进行了三年都没有进展。

“最后，当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任教的李薰先生找到了事故元凶，这也让他成为英国知名科学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李依依讲述道，但是当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信邀请他回国建立冶金研究所（后李先生改为金属研究所）时，他却毅然拒绝了谢菲尔德大学升职加薪的优厚待遇，并坚定地对他们说：“我永远是中国人！”

正如师昌绪先生曾评价的那样：“李薰先生为我国研制的关键材料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架超音速喷气飞机以及第一艘核潜艇，做出了创造性开创性的贡献。”

“实际上，彭桓武先生也曾面临过‘为什么回国’的询问，而的回答则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当晚，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回顾了成就我国“两弹”事业的光荣历史，并阐释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

1984年，我国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大家公推彭桓武院士应该名列第一。但是当把领回来的奖章和奖牌交给他时，彭先生却坚决不收，提议放在研究所里，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而后随手写下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这是突破两弹的真实写照，也是突破两弹的宝贵经验。”孙昌璞说，“正是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孕育出来的科学家精神，才使得今天‘两弹’人有了坚定的时代使命感、严谨的科学精神、坚持学术民主和笃行务实的行为作风。”

关注灰色地带科研诚信问题

科研诚信是科研伦理的一部分，涉及科研过程、交流和报导的行为准则，蒲慕明在报告中强调：“目前科学界更需要关注的是灰色地带的诚信问题。”

他表示，灰色地带的科研不端行为包括灰色地带的篡改行为、剽窃行为，论文署名的不端行为，科研成果评审的不端行为以及科学交流和竞争的不端行为。

具体来说，灰色地带的篡改行为是指对数据采集、处理、报道的不重视或篡改，例如进行不合适的数据操作或表述、选择符合自己假说的数据，不报道与自己结论有冲突的结果、有意地欺骗其他的科学家等。

“剽窃”的灰色地带表现为通过交流、评审他人论文或科研项目获取他人想法、实验方法、工作结果信息，据为己有抢先发表，不与他们共享成果或注明他人的贡献；利用权势或其他手段获取（分享）他人科研成果，将他人成果作为自己成果申请科研项目或奖项，自我剽窃等。

“我认为现在应该多强调团队攻关，我们以后应该少颁发个人奖，多颁发团队奖，也不要写第一完成者，要把所有贡献者以姓名笔画数列出来，这样才能更多鼓励年轻人加入团队。”蒲慕明指出。

在科研项目和奖项评审的灰色不端行为也广受关注，蒲慕明归纳为评审前泄露评审人名单，泄露评审人在会上的意见，项目评审专家的选择由被评审者建议或操纵，由非专家提出的专业性评审意见、由被评审者草拟评审意见等。

灰色不端行为为什么广泛存在？蒲慕明认为，灰色地带的问题通常很难被发现，科学家们对灰色地带的行为有不同看法，自己也有不同程度的灰色行为，“科研管理机构和科研单位未能对此类不端行为有明确的规则指南，此类不端行为被广泛容忍，被发现后没有任何后果”。

而灰色地带的科研不端行为反映了我国在科研体制与文化存在一定问题，蒲慕明指出，从科研管理机构来看，我国科研规范和不端行为的定义和惩戒条例基本完善，但欠缺对惩戒条例执行的监管机制和明确责任主体。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科研人员缺乏基本诚信自律、对科研不端行为尤其是灰色地带行为的认识不足，科研院校没有开设具体的科研伦理课程。同时科研单位也存在举报的通道、处理过程与举报人的保护不足，保持调查委员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科研单位对不端事件后的补救行动不足等问题。

科研创新离不开科研诚信，蒲慕明说：“ 我国教育和科研机构培育了一大批基本训练扎实的科技人才，但在科技前沿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较少。科研院校普遍缺乏培育创新能力的教育模式，也缺乏针对科研诚信的教育。”

“诚信是创新的基石，诚信可避免创新工作时走错路，可确保创新成果的可靠性，可增强创新科研团队的凝聚力，是培育创新人才的必要内容，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基本价值观。”蒲慕明指出。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变局与变革带来了科技革命和科技范式的改变。”周琪重点阐述了在科技变局与变革中推动科技伦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20年《自然》杂志报道的自动化实验机器人在自动化实验设计之下可以每天工作21.5小时，无需人类指导，8天可以将催化效率提升10倍。

2020年8月，马斯克的公司实现了将芯片植入猪脑，芯片能够感应温度气压的变化，能读取脑电波、脉搏等生理信号，能通过发送信号刺激大脑神经元细胞做出相应的反应。

2021年4月，马斯克的公司又实现了猴子用“意念控制”光标打游戏。

美国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的趋势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学、先进制造、生物科技、先进通讯网络等多领域合作，打通基础科研到新产品服务开发入市的全链条。

周琪指出，科学技术的加速变革，导致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理论驱动向数据驱动发展。数据驱动成为新的第四种科研范式，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科学理论从证明因果性到发现关联性，基因信息、个人数据等信息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科学研究得到社会支持和接受更加重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发展进程的同时却带来了巨大的伦理争议与挑战。”周琪说。

例如，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争议引发了深度的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本质差别是什么？人工智能是否具有道德感和良心？人工智能享有权利吗？其道德、法律地位是什么？人的意识、良心的起源是什么？

又如，关于合成生物学的伦理争论。2021年3月29日，《细胞》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科学家已经创造出可以正常生长和分裂的人工合成细胞，这可能冲击生命与非生命、自然与人工、进化和设计之间的天然界限，还有可能冲击并影响人对生命本质、价值、意义的理解。

周琪指出，科技伦理问题不仅是科技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更是人类共同体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面对科技变局与变革，深入思考科技伦理问题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经济发展中的伦理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周琪说，技术的发展受到科学研究积累和人类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技术是科学发展的自然延续，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新兴科技产生的应用，对现有人类生活和认知规律提出了挑战与改变，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准则发生了冲突。

当代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指出，科学问的是：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而伦理学问的是：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允许做的？

“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一定允许做。”周琪说。

周琪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对错之别，但作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考虑，科学技术是存在“好”与“坏”之分的。科技伦理就是判断科技好坏的一个标尺，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伦理与科技是共生关系，科技伦理能保护人类社会与自然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免受伤害。

国家高度重视科技伦理的问题，多次提出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并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科学技术既是发展的利器，也是风险的源头，我们的发展中面临着规则的冲突伦理的挑战存在着风险和隐患。周琪建议，我们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