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里是为了生活，住在城市里是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句话深刻道出了美好城市建设和人居环境的重要意义，也契合了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城市化上半程是土地的城市化，追求数量和规模，那么下半程则是人的城市化，追求质量、环境，美好的人居环境建设是高质量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与内容。”近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春季论坛：高质量城市化与美好人居环境建设”上，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执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

那么，在新的发展征程中，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人居环境？城市化发展面临怎样的矛盾？要重点关注什么？来自地理、规划、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广泛探讨。

规划：城市之前奏

进入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的巨大挑战，科技革命、人居环境成为两大主要科学难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表示，关于人居环境，城市化、创新经济、新生活方式协同的空间格局、包容性发展等是重点突破领域。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认为，高质量的空间布局是决定高质量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根据统计，203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保持相对稳定的平台期。“因此，总的判断，“十四五”我国还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中后期。”

在高国力看来，未来城镇化空间布局的调整优化，首先应稳定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避免在疫情等冲击下，减速甚至局部行业领域“熄火”的风险；其次要调结构，引导城镇化格局和资源禀赋、开发强度、发展潜力相适应；再者要完善功能配套，因地因时制宜，多种形态并举；最后是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的协同。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也表示，中国将进入“新型城镇化2.0”时代。在这个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将出现劳动力高度短缺的现象，且城乡收入由相对差距缩小，转变为绝对差距的缩小。

他指出，现在土地城镇化不足是城市商品房价格过高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而过高的房价既严重影响了城市的人才和经济竞争力，也影响了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的决策行为，且高房价已经和户籍制度一样成为我们国家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关键的制约因素。“要面向城市化，加速土地城镇化势在必然。”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董祚继特别提到了“城市更新”，他表示，城市更新就是通过重建、修复、活化、保育等手段，实现城市物质、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更新和提升，城市更新的方式有全面改造（拆除重建）、微改造（局部拆建）、综合整治（不拆建，局部修缮）。董祚继以广东“三旧改造”实践为例指出，“城市更新与新增建设用地、传统城市空间规划之间有较大差别，推动空间规划和用地的制度创新，才更有利于实施城市更新。”

绿色：城市之底色

“反思过去，城市问题还是很严重，包括空气污染、土地利用、能源消耗、蓝绿色空间破碎等城市病依然严重，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直言，尤其新冠疫情突发以来，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建设的短板是在健康安全和基层民生保障上，城市的安全、健康和宜居的人居环境依然是核心问题。

绿色正在成为人们理想城市的底色，生态也正被人们广为重视。

“生态功能作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的重要功能正进一步凸显。”中科院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从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角度指出，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80%，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整体问题的解决。留足生态空间，优化生产空间，建设既富又美的美丽型城市群是未来的建设方向之一，要强化创新驱动与低碳引导，突出关注城市群空间扩展引发的生态环境效应。

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看来，我们工业化比西方晚了100年，但“碳中和”承诺只比它晚了10年，这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转型，必然也会影响到未来的城镇化。

他指出，未来城市碳减排应关注能源结构减碳、地质空间存碳、生态系统固碳、市场机制融碳。“从城市到大气的协同管理，需要一个过程，建立全口径的评估，要全面地跟踪。”

市民：城市之主体

人，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幸福感的感受主体。也因此，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认为，市民化是指在城镇化、非户籍人口全面发展的过程，尊重非户籍人口的基本人格，满足人性的基本需要，保障其城市权利的过程。市民化是我国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积累人力资本、扩大内需、为乡村振兴减负，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乃至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

“通过测算，中国的市民化水平非常低。”叶裕民指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很多地方普遍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市民化的指标，而忽略了关键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他引用了“在一起”指数作为考核市民化的柔性指标，“在一起”指数即指流动人口学龄子女与父母在一起的比重。叶裕民建议，将“在一起”指数、可支付住房及健康住房覆盖率作为新市民考察的约束性指标。

如何提高市民化？这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指出，城镇化有其自身规律，如今很多农民工回到了农村，我们已经失去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期或机遇期。下一步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不仅是个人，而是全家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证，这是本质。

新型城镇化正在走向“2.0”时代，中国加速土地城镇化也势在必行。专家们一致表示，未来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挑战和困难，加强理论研究和总结经验，共同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致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