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的时候，项目内容绝大多数是可预见能做出成果的；对于一些基于自身兴趣而又不可预期的方向，往往是搭着现有项目的“便车”，以“蹭经费”的形式，偷摸着进行自由探索。

就如何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起这些现象，感到既有意思又无奈。

“在过去的科研项目执行中，只能围着评估体系的‘指挥棒’转，所以大多数科学研究都是跟着别人做。”种康说，现在这种现象正在逐步得到改观，“有了更多支持人的举措”。

项目评估“指挥棒”

“无论是‘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及时的。”种康表示，全社会已经普遍意识到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工作的重要性，鼓励科学家们开展自由探索性工作。

但在过去，虽然大家都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坦白说，我们在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没有’失败的情况，也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种康说。

这是因为，根据以往的项目要求和管理方式，“我们的科研项目是约定了预期的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只能围绕着这个评估体系‘指挥棒’来做。”

因此，真正非常有创新性的工作，或者挑战性大的方向，科研人员不敢做。“万一你做不出成果来，怎么弄？”种康说，“做不出成果说明你没有完成科研任务，科研经费是要被收回的。”

这就使得在现实科研项目申报中，开展的科研工作往往是能够预测产出成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产出不了原创性成果，也不可能去开辟新领域、新方向。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现象，是一些科学家对于一些基于自身兴趣而又不可预期的方向，往往只能采取搭现有项目的“便车”，以“蹭经费”的形式，偷摸着进行自由探索。等到这些自由探索可预见出成果了，再拿着它去申请项目。

种康说：“这种方式显然不是很科学的，不是真正的鼓励自由探索。”

正在逐步得到改观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种康看到，近年来我们的科研组织和管理方式，正在逐步得到改观。

以基金项目为例，现在有了更多支持人才的举措。“拿生命学部来看，在支持人才群体方面，有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创新群体项目；在支持个人方面，有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这些项目，考量时主要是看你这个团队、这个人的能力，看你过去做了什么工作，从而证明你有足够的能力来做创新性工作；未来要做啥，团队和个人自己要想清楚，但是太细节的东西，不会要求太多，不会再要求你半年总结一次，一年要提交进展报告等。”种康说，“这还是比较符合自然科学研究中自由探索的要求的。”

这样的机制设计，也让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上有了更多选择。“这条路线走不通了，可以走另一条技术路线。当然也有可能几条路线都走不通，那他只要如实说清楚情况就行。”

项目结余经费使用的问题，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往项目结题了，是要求项目经费都要花完的，这明显不合理。”种康表示，因为科研和行政办公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技术路线，用的耗材、试剂、设备都不同，不可能完全按照预算来用。

好的转变是，许多部门正在试点，允许项目结余经费还可以继续使用两年，结余经费可用于自由探索性科研。

鼓励更多“从0到1”创新

种康表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大概前三十年，我们的科研基本上都是跟在别人后面学习。

好的方面，是我们通过学习，培养了一批人才，也建设了一批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的创新平台，学科发展也有了很大进步。

但不足也显而易见。“别人做出了成果，我就换一个物种做一做，这样的科研是取得了所谓的成功，但这样的成功没有太大的意义。”

随着国际经贸形势风云变幻，各国科技、产业竞争不断加剧，凸显了原创性科研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是技术的根，现在许多专利侵权、‘卡脖子’现象，都是因为基础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种康说，现在不重视基础研究，将来还会有更多技术发展上的瓶颈或“卡脖子”。

例如基因编辑技术，是现在作物改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是美国人申请的，专利的覆盖面非常宽。种康说：“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在开发一些新的基因编辑器，以避开国外专利的限制。”

“科学总是要探索未知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实现‘从0到1’的创新，能够开辟新领域或新方向。”种康说，明确提出允许失败，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的，也会对未来提升科技支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