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芸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2/3 19: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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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知梅:我在中国当医生

 

朱知梅

2012年,作为中国推行医疗改革的一个先行试点,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设了一家有着2000张床位的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医院)。

华裔医生朱知梅,1954年出生于上海,1957年随父母到香港,1980年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完成实习医生训练后,在英国行医32年,成为一名血液科顾问医生,任职皇家利物浦医院医务总监。2012年接受港大医院邀请回中国担任该院大内科主任。

“缘分太奇妙了!我从出生的地方走了一整圈,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可能上天安排我用32年在英国学东西,为服务中国作准备吧!”除了32年的专业准备,决定接受这一人生中重大挑战的朱知梅,开始学习普通话,此前他只能听得懂一点普通话。“在中国行医诊症,不会说普通话是对患者的不尊重。”

朱知梅规定自己每天看CCTV,CCTV有新闻、有关于医疗的电视剧,而且所有节目都有中文字幕。他约在英国做科研的中国医生朋友每周吃一次饭,交换扮演医生和患者问答。

朱知梅给自己草拟了一份“该做”及“不该做”清单。比如,不要问:“为什么你们在中国这样做,我们在英国不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说话太自以为是,不能做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设性评论。比如,上任时不带任何助手,从零开始在港大医院组建团队。因为这样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可以建立一支真诚开放的团队。

8年后,朱知梅的血液科团队已有11名医生,此前他们互不相识。“血液科医疗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流失率一直是零。他们有的本来可以转往其他机构升职加薪,但他们却选择留下。你说,这算不算他们认同我的工作的最佳证明呢?”朱知梅笑着问记者。

8年工作的得与思,当然不止于此。2020年,朱知梅写了《我在中国当医生》一书,诉说他作为一名在西方国家受训的医生自2012年起在中国行医所获得的真实的感受,他剖析中国与西方医疗制度的异同,并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作出思考与展望。

《我在中国当医生》,[]朱知梅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12月出版,定价:58

《中国科学报》: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书?

朱知梅:我写这本书首先是想对中国老百姓、对深圳政府有一个交代。建港大医院,深圳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付出了很大代价。这8年改革效果如何?港大医院网站上有一些官方报道和数据,但从个体角度对医院进行全面性总结和评估的还没有。其次,这本书对我和我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这8年是我人生中最富挑战性也最有意义的一个阶段。

我的中文不好,原著是用英文写的,但这本书是要给中国人看的,为了尊重,我和我的朋友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英文版在英国也出版了。海外华人、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应该会有兴趣了解。这本书从港大医院出发试图对中国医疗系统进行全方面、客观的检视,写了海外所不了解的中国医疗的进步,也写了我认为的中国医疗改革还有哪些需要做得更好的方面,算是抛砖引玉吧。

《中国科学报》:海外所不了解的中国医疗的进步有哪些?

朱知梅:海外可能只知道医疗水平美国好、德国好、英国好,中国好不好并不知道。回中国这8年多我感受到中国医疗科研水平非常不错,举个例子,我是血液科的,在英国,有时需要给病人查几个比较重要的基因,看白血病风险的高低,我到中国后发现这里可以筛查很多基因。

中国医生的临床专业水平很高,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有机会接触大量且各种各样的、具有挑战性和临床价值的病例。他们不但掌握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同时熟悉最新的国际及国家指引,他们的业务能力如外科手术或医疗程序技能等,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不遑多让,包括美国、英国及欧洲各国。

中国医院的效率也非常高,在英国等候专科医生诊症,往往需要数星期甚至数月,从来不会少于两天。在中国,比如到港大医院求诊,患者可以用网站、电话、小程序预约,这种做法跟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让患者按照自己选择的时间和方式看医生,轮候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天,这样的服务在许多发达国家简直闻所未闻。

《中国科学报》:您在书中赞誉的中国的医疗进步,不仅可能海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也可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朱知梅: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佐证,我的妈妈5年前90岁的时候,需要做手术,她有权享用香港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但我选择自付医疗费用在港大医院就医,如果不信任中国的医院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中国的医疗改革有哪些是需要继续做好的?

朱知梅:中国的医疗水平很高,和英国差别不大,但英国国家小,整个国家人口没有广东省多,医疗服务全部由国家资助,所以医院与医院的差距小。但中国地域太大,发展不平衡,医院与医院的水平有差距,所以病人都想要到三甲医院去看病,这就产生了矛盾。

实际上人生病百分之八十都不是疑难杂症,大部分是糖尿病、血压高、呼吸道感染、胃溃疡、偏头疼这类,不需要最高水平的医生去处理。就像肚子饿了,你不需要到最高级的餐厅去吃饭,因为首先你要花很多钱,其次你要等很久。

《中国科学报》:那如何解决全国人民都想到三甲医院看病的矛盾?

朱知梅:发展全科。在英国有家庭医生,英国的家庭医生对一个家庭有多年跟进,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了解。比如我们一家三口,我的睡眠不好、血压高,我儿子什么时候需要打疫苗,他都知道,他可以根据情况给你开药,或者给你转诊到专科。家庭医生就是为英国医疗“守门”的。全科医生有点类似家庭医生,可以提高效率,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找专科看病。

全科医生是交通信号灯,指引病人如何走下一步,遇到问题也不会误诊。比如有病人头晕,在全科求诊可能发现他贫血,就直接给他开药治疗;也可能发现他白细胞高,就可以跟专科血液科联系,如果有问题,可以当天转诊到专科。

2012年港大医院建立时,就设立了全科门诊服务,港大医院全科的背后有医院所有专科的支持。令人欣慰的是,这8年来,港大医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全科医生,同时老百姓对港大医院“先全科、后专科”的行医模式也比较习惯和认同了。

发展全科这条路很长,不仅要培养全科医生,还要培养患者的就医习惯。医生的行医方式跟患者的就医模式是相向而行的,单方面努力不可能实现。

《中国科学报》:现在中国的医患存在一些矛盾,您怎么看?

朱知梅:造成医患矛盾突出有几方面的原因:消费主义心态、网上信息泛滥、医疗失误和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等。我认为医患充分沟通是最容易也最经济的解决方法。

比如我们血液科有白血病患者要做移植,风险非常大,有可能会失去性命,就必须事前进行充分的沟通。一开始我的同事认为沟通太浪费时间,但你要知道沟通好了会减少日后很多麻烦。我通常会另外约一个时间,在5点下班后跟患者、家属以及护士开一个会,花35~40分钟把情况讲清楚,让患者和家属真正做到知情同意。

这些年来我们科室同事越来越重视跟患者的谈话,我看到自己的坚持能慢慢影响身边的人很高兴,就像中国有句话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对同事的要求和其他医院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不要求他们课题多、看病人多、发文章多,因为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这里多,别的地方势必就少。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第一,对患者好;第二,在港大医院做事开心。

《中国科学报》:怎么样是对患者好?

朱知梅:首先要把自己跟患者放在同一个地位,要时刻记住你们是平等的;其次要有同理心,患者想到的问题你要先想到,要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很好的解释和安慰。我常跟同事和学生说,医生不只是“医病”,还是“医病人”,也就是第一给患者治病,第二减少患者的痛苦,包括他们心理的压力。

我看到有的医生在面对患者问题的时候,会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不要理它”。不要说“没事”,一定要当它是一回事,你可以说“不用担心,这是个小问题”。把患者的问题当成一回事,是对患者的尊重。

《中国科学报》:您希望自己的团队做事要开心,您在中国的8年多做得开心吗?

朱知梅:回国的这些年我遇到过不少挑战和困难,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但回到中国是我自愿的,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挑战让我找回了青春,每完成一项任务我都可以重拾活力;我也看到自己给同事、给医院带来一些良好的改变,即使这些改变微乎其微,都让我欣喜和满足。

上天的安排很奇怪,我在英国工作了32年,在英国结婚、生子,从来没有想过到中国做事。现在回头想,可能上天是安排我用32年在英国学东西,为回中国作准备。我很有兴趣也很自豪能成为中国医疗系统改革的参与者。

《中国科学报》:你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朱知梅:中国医疗的发展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在今天这个先进的医疗保健时代,人们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大问题。国家资源要跟上现代医疗保健需求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英国的医疗服务几乎完全由国家资助,美国的医疗服务则差不多全由私人支付,政府仅通过联邦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为美国人补贴部分费用。中国采用的是公私合作的模式,这就可以取长补短,在人民需要和付款能力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有效提供医疗服务。

现在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条件发展民营商业医疗保险业,以补充而非取代政府的医疗开支。在2018年短短一年内,中国民营医院及其病床总数分别增长了12%和15%,现在中国每4张病床就有1张是民营医院病床。民营医疗机构的出现,让国家有较多空间调动资源,将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推广到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国家是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很多重要工作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包括在全国协调策划促进公共卫生的措施例如戒烟、禁止酗酒,鼓励人民改变生活方式,预防、检查和控制传染病暴发,提早筛查肝炎、乳腺癌和肠癌等疾病等。以2型糖尿病为例,40年前中国只有0.9%的人口患有该病,但今天这个数字估计已增至10%。诊断2型糖尿病并不困难,治疗费用也较为便宜,但患者如果延迟治疗并导致晚期并发症,不仅治疗麻烦,费用将也会十分昂贵。而糖尿病患者通常不主动复诊,这时候国家的宣教工作以及实施定期筛查就很有用,预防这些并发症永远胜于治疗它们。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提高公共卫生意识、忠告市民、推行防控措施等方面十分高效,中国是一个领导愿意带领、人民愿意服从的国家。我相信作为基层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政府在治未病、健康宣教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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