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雅丽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12/30 12: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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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鸿儒院士:“与众不同”的钱学森

 

“钱所长不随大流,敢想、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他也不怕别人追上自己。他是大科学家,也是高明的组织家。”在近日《力学学报》组织纪念首任主编钱学森先生诞辰110周年活动上,中科院院士俞鸿儒做了《向钱先生学习什么》的报告,讲述了他在钱学森身边学习、工作的故事。

俞鸿儒1957年初来到力学所,他的办公室在311,恰好在钱学森办公室对面,因为离得近,常常有机会见面。

“报告会吃他自掏腰包买的点心”

俞鸿儒一到力学所,首先触动他的就是参加钱学森组织的学术报告会,立即感受到钱学森的“与众不同”。报告会气氛很活跃,可以一边听报告,一边吃糖果。

“原力学所业务处处长李毓昌告诉我,开始办报告会的时候,钱所长拿出200块钱给管后勤的人,每次开会都有吃的,还有刚出炉的点心”。俞鸿儒说。

但参加学术报告会,人人都得专心。报告人假如讲错了、讲不清楚,钱学森马上来干预。“如果错得严重,他会让主讲人回去重新准备,下次再讲。如果是讲得不清楚,钱所长会找打瞌睡、精神不集中的听众,请他站起来,问他听懂没有,复述一下刚才讲的内容。”

钱学森的学术报告会一直很热闹,“而这体现钱先生的精神,要不不做,要么认真做,一切事都要这样”。

“他做报告逻辑性强、废话少”

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多人希望钱学森讲解背后的科学原理。钱学森不仅给《人民日报》写一整版的科普文章,还准备了科普报告。

“有一天办公室主任周素跟我说,最近很多单位请钱所长讲人造卫星,钱所长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所里人帮他讲,你也要去讲。我一听就急了,钱所长说你别着急,过几天要给中央首长讲,听完以后就会讲了。”俞鸿儒说。

随后,俞鸿儒听了钱学森在王府井人艺剧场的报告,主要讲三个问题:人造卫星为什么掉不下来、用什么办法把卫星加速到这么高的速度、人造卫星有什么用。

“钱所长将卫星的用途总结为‘站得高、看得远’,内容大家都听得懂。他告诉我,做报告首先要让听众听懂,如果有学识渊博的非同行专家听讲,不能把他当作专家,要把前提条件交待清楚,该讲的不能省略。很多人听完我的报告后觉得觉得我讲的很好,关键是钱所长的指导。有了这次体验,我感到科学研究工作即便再难,也不怎么胆怯了。”俞鸿儒说。

俞鸿儒总结钱学森做报告的特点,主要有三个:讲话京腔京韵,是标准普通话;讲话很慢,基本上一个字一个字说,在单位时间里讲话的内容比任何人都多;逻辑性很强,废话很少,“力学所杨振声曾偷偷的记钱所长讲的内容,他发现钱先生的讲话拿来发表不大用改。”

1958年,钱学森带俞鸿儒写呈送中央的涡旋管技术革新评价报告,“钱所长告诉我,涡旋管优点很突出,评价重点放在效率高低。他让我推导计算制冷效率的公式、收集全国的有关数据、再做些实验,经过几天奋斗,结果就出来了。”

据俞鸿儒回忆,钱学森亲自复核了计算制冷效率的公式,报告指出涡旋管不宜用于冰箱、室内降温等一般制冷场合,但能满足特殊需求。报告上报的第二天,媒体便停止了对涡旋管的宣传。

“立项要想清楚关键问题”

科学研究中立项极为重要,在俞鸿儒的记忆中,钱学森对立项要求很高,比较严厉,“我确实看到有的人因为立项被骂哭了”。

立项申请一个项目,先要想清楚项目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要有特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才能提出申请,这是钱学森对立项的基本要求。

选题立项后,钱学森还有个要求,要让国内最能干的人干,“国家钱很少,不能轻易浪费了”。

“我觉得钱先生有个招,就是送项目上门。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有个学部委员告诉我,钱所长想用氟基氧化剂提高火箭推力,调查后获悉上海有机所水平最高,钱所长就送项目上门,请他们开展氟化学研究。后来虽然没有在火箭方面起作用,但推动了中国氟化学工业的建设。”俞鸿儒说。

“他是一个很高明的组织家”

俞鸿儒回忆,1956年2月16号周总理委托钱学森将研制导弹的设想,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哪些条件形成书面意见,第二天钱学森就上交了,这就是极其重要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这么快写成快令人难以想象,这表明钱先生不光是大科学家,还是是一个很高明的组织家。”俞鸿儒说。

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当中,里面提到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

“研究、设计、生产分类排序很清晰,目标很明确,跟过去不一样。当时工业救国,制造工厂地位很重要,钱先生给它排在第三。”俞鸿儒说。

钱学森特别提到了基本研究,“落实基本研究,当前尤其重要。但是各项研究内容都重要,基本研究只需要少数人参与;支持做基本研究不一定非要巨资投入,但是宽松的环境极其重要。”俞鸿儒说。

在进行激波管爆轰驱动技术研究的时候,俞鸿儒表示,如果没有钱学森,这项研究是干不成的。

俞鸿儒说:“我1958年开始搞激波管,十多年没有要求我写计划,写进度,只要你看准方向,尽全力往前走就行,我觉得宽松的环境比多给经费更重要。”

“他很关心青年一代”

钱学森对工作要求严格,时常不留情面,不少人觉得钱学森很严厉,甚至有点怕他,但在俞鸿儒心中,其实钱学森很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关村各研究所年青女同志非常少,有人着急找不到对象。钱所长在春节茶话会上说,郭永怀、林同骥、包括我自己都是近四十岁才结婚,预计大家在这个年龄前都能找到对象,所以不用着急。这时候应专心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俞鸿儒说。

钱学森对年轻人的关心,俞鸿儒有着深切感受。到力学所后,俞鸿儒很快喜欢上所从事的工作,加上在北京成家,他非常希望正式调入力学所。“钱所长常说,年轻时要集中精力做工作,不要老想个人私事,因此我不敢向组织上提出申请”。

但是1962年10月,力学所会计毛振瑛突然叫俞鸿儒领工资,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正式调入力学所。

俞鸿儒说:“我猜了半天谁能把我调来,后来1999年我偶然看见了一本大连理工大学校史才恍然大悟,原来竟是钱学森所长亲自促成此事!”

“钱所长说,我在CIT(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周围有很多‘怪人’,他指的怪人就是摩尔根、鲍林、卡门这类人,他们不随大流,敢想、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不怕把想法好告诉别人,让别人追上自己。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我认为钱所长也是这种人。”俞鸿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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