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9月，清政府诏令所有书院都改为学堂，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千多年的书院，在制度上退出历史舞台。120年后的今天，对书院改制这件大事，以及书院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有不少值得反思与正视之处。

作为中国特产，书院自唐代产生后，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韩国、日本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众多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上形成了一些特点，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采用“讲会”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

清代中后期，书院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推行德治良俗、保存发展学术、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到19世纪末，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的教学内容向来以儒家经史辞章为主，多以应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不重自然科学类知识，因而在清末被视为旧学的堡垒。而引入西学的近代学堂，则被看成是新学的象征。

是时，虽然有部分书院的教学内容进行局部更新，改采西学，但也没能彻底改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也无法摆脱被革命的结局。1898年的“戊戌变法”便有改书院为学堂之举。尽管此后恢复书院，但当时注重近代自然科学等“实学”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到1901年还是迎来了书院改学堂的结局。

书院具体改制办法是，各省所有书院中，位于省城的大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此后，700余所书院陆续改为学堂。

书院改制，名为改，实为废。原有中式书院体制都转换为西式学堂体制，教学内容也从传统的经史子集改为近代分科之学。与科举类似，书院被彻底否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个负面名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才逐渐反思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由西式学堂所取代，并不意味着应该永远被否定。

书院改学堂的120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形式从东方型改为西方型，但书院积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经验和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也不无借鉴作用。现在不少大学开展通识教育，也建立了书院制。只是现代大学中的书院与传统书院名同而实异，不仅学习内容不同，体制等也不一样。不过，两者也有相同之处，即两种书院都是学子聚集生活的地方，都是切磋交流、“玩索有得”的场所。

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以及后来的逸夫书院组成的联邦制大学。一些学者也将牛津、剑桥大学中的College视为“书院”，这种书院实为一个大的宿舍区和师生生活区。而内地多数师范大学的“田家炳书院”主要是指建筑，那些在“田家炳书院”里的学院（主要是教育学院或教师教育学院）对外从来都不称自己是“书院”。

复旦大学等众多大学新建的书院，部分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进行通识教育，是古代书院精神的部分复活。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等7所高校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于今，这种在借鉴欧美大学住宿学院基础上糅合中国古代书院特点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书院，在中华文化圈的大学中逐渐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说，古代书院以某种形式在现代中国获得了新生。

中国大地上现在还有许多古代书院遗址，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保存较好。各地还修复了许多古代书院，书院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然而在2019年7月，朝鲜王朝时代9处主导推广性理学的教育设施，以“韩国新儒学书院”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就像韩国的端午祭被选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传与无形文化遗产”一样，韩国又一次在书院申遗方面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韩国的书院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为什么在书院申遗上韩国又抢先了一步？这很值得中国人反思与正视。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