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旅中国”公众号发布文章《百年百物｜白求恩的X光机》。文章写道，这台X光机是白求恩率领医疗队随身携带的医疗器械之一，长28厘米、宽21厘米、高16厘米，美国制造。在我国抗日敌后根据地，白求恩在短短4个多月里，行程高达700多公里，救治伤员1000多名，先后操作300多次大手术，这台X光机功不可没。

“这篇文章记载有误，这台X光机不是白求恩医生随身携带的，当年，多亏叶渚沛先生解囊相助，白求恩医生才有了这台X光机。”已耄耋之年的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过程工程所）退休职工、叶渚沛担任所长期间的行政秘书熊肇祥看完这篇文章，回忆起一段关于叶渚沛的“红色往事”。

叶渚沛是我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于1958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也就是过程工程所的前身，并担任首任所长。熊肇祥也是那时退伍到研究所医务室，负责叶渚沛的保健工作，后来担任研究所办公室行政秘书。

1958年至1971年，叶渚沛担任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首任所长（过程工程所供图）

散步时，叶渚沛亲口讲述

1966年4月到6月期间，叶渚沛在云南昆明开展“350立方米矮胖型高炉”设计工作，熊肇祥陪同。一天傍晚，经过一整天的辛苦工作，晚饭过后叶渚沛拉上熊肇祥一起散步，聊起来他的人生故事。

叶渚沛1902年出生在菲律宾的一个华侨家庭，青年时期赴美国求学、工作。

“和白求恩有关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春天。”熊肇祥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国民政府的各个机构纷纷撤离南京。叶渚沛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及冶金研究室的主任，致力于把实验室研究的精铜生产方法用于实践。

1938年3月，叶渚沛跟随资源委员会从长沙的一家炼铜厂来到武汉。一天夜里，叶渚沛正在暂住地工作，突然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他的朋友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陪同一位外国友人来访。艾黎向叶渚沛介绍，这是从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

熊肇祥说：“当时叶先生并不认识白求恩。”正是在这次会面中，叶渚沛了解到，白求恩大夫历经艰险，几经周折才踏上中国的土地，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给那里的伤病员治病。但他随身携带的医疗器械丢失殆尽，陷入困境。

到武汉后，白求恩立即找到艾黎请求支援。不幸的是，当时艾黎的境况也不佳，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无力为白求恩解难。因此，艾黎只好来找叶渚沛。

“叶先生告诉我，他被白求恩深深感动，当即答应解囊相助，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给了白求恩。”熊肇祥表示。

叶渚沛在文革期间撰写的一份材料也写道，在取得当时的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同意后，他还从资源委员会预支了一笔钱，连同私人存款，一并资助给了白求恩。

随后，叶渚沛安排他的秘书毕季龙帮助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医疗设备，送他踏上前往延安的旅途。“毕季龙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和联合国工作。”熊肇祥补充。

后来，毕季龙向叶渚沛汇报，白求恩购买了一些手术器械和一些药品，还购买一台X光机。

如今，熊肇祥在网络上看到这台X光机的真实面貌，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傍晚，叶渚沛亲口讲述的诸多细节。

多方求证，确有其事

熊肇祥回忆，叶渚沛常年呆在研究所工作，节假日都不休息。“叶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甚至当他的科学预见暂时不能为人们理解、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已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完成了多项我国冶金工业史上开创性的工作。”他说。

1971年11月，叶渚沛因癌症医治无效逝世。

文革结束后，叶渚沛骨灰安放仪式于1978年7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方毅副总理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指示要为一批科学家平反，叶先生是其中之一。”熊肇祥说，“方毅副总理还亲自参加了叶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时，熊肇祥负责悼词写作。“叶先生当年散步时给我讲的捐助白求恩的事，我印象很深，写悼词时想把这个内容写进去。”他表示。

慎重起见，熊肇祥向还健在的多位当事人求证：“我找到了带白求恩去见叶先生的艾黎、经办人毕季龙和白求恩的翻译李雪，他们三人都证明确有此事，我才放心把这件事写下来。”

熊肇祥称，他后来为叶渚沛写传记时，也补充了这件事。199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五集第810页上记载：“1938年春，叶渚沛跟随资源委员会从长沙来到武汉。3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两位外国人登门来访，一位是艾黎，另一位是白求恩。……叶渚沛帮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器械，送他登上去延安的旅途。”

“人民科学家”

熊肇祥回忆，当年为悼词写作采访毕季龙时，还了解了许多叶渚沛不为人知的故事，令他十分动容。

1938年在武汉与白求恩分别后，叶渚沛与白求恩没有再见。但他一直牢记白求恩告诉他的“延安是中国的希望”这句话，并时刻付诸行动。

在重庆时，叶渚沛通过斯诺把捐款送到延安，还资助了一些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在抗战时期，叶渚沛曾为由美国三位新闻工作者组成的“三S”协会（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以及民间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捐款。

“特别是看到抗日根据地燃起的星星之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事，他的内心感到振奋，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常常利用自己的住地和所管辖的工厂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毕季龙就是其中之一。”熊肇祥指出。

此外，熊肇祥还了解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渚沛为周恩来与英国使馆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使中共通过外交途径向西方国家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2015年4月，《中国档案》杂志刊载了这一史实。

1946年叶渚沛（左一）在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组长时与同事们合影（过程工程所供图）

还原一件件叶渚沛生命中经历的“小事”，熊肇祥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他红色的信仰。“当年方毅副总理在审阅我们为叶先生准备的悼词时，把原文‘著名冶金学家’，改为‘人民科学家’。”熊肇祥表示，“叶渚沛的一生，名副其实。”向“人民科学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