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中国政府与科技管理部门已经从上到下为基础研究的推进做足了前期的舆论铺垫工作，加强基础研究已成全社会的共识，再配合国家体制的传统优势，一轮基础研究的热潮正在悄然到来。为了迎接这股浪潮，切实推进基础研究局面的彻底改变，而不是沦为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喧嚣，当下科技管理部门亟需做好如下两件工作：首先，全面盘点国内基础研究的家底，在此基础上合理布局；其次，谨防科技界出于抢热点而出现的混乱与无序，以及过多力量涌进后带来的内耗与内卷现象，需要为基础研究从制度安排上营造出一块相对安静的空间。

盘点中国基础研究的家底应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人、财、物、领域与制度资源这五项内容。首先，盘点支撑基础研究的人才、资源与制度安排的现状。任何研究要取得进展，人才都是第一位的，因此，盘点国内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现状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可以粗略地按照学科来划分，列出相应学科的基础研究人才的现有库存规模，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动态排名制，并列出后备人才梯队，只有进入此序列的，才有资格获得国家相关基础研究计划的资助，以此最大限度地杜绝机会主义倾向对于基础研究环境的冲击。

现代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经费的支持，而且经费对于科技共同体而言是最敏感的政策工具，摸清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家底与发展趋势是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边界条件。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0）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4393.1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4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1467.0亿元，占R&D经费的6.0%，这也是近年来首次达到6%。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主要靠政府财政经费支出，科技投入中政府财政投入部分里中央与地方的投入比例大体维持在4:6的范围，即便假定基础研究部分全部由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并且中央财政投入占大头，中央与地方按6:4的比例投入，由此换算，中央财政的基础研究投入大体在880亿元左右，余下的基础研究投入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投入效率最高的是国家层面的，如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等，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大多低效，甚至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分肥资源。由此看来，当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有效经费投入也就在900~1000亿元左右，这个投入规模决定了基础研究很难全面开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基础研究的投入不会有快速增加，预计十四五末期能达到8%已是很努力的结果，即每年增加0.5%（约120亿元）。因此，这个投入规模的硬性约束以及现有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基础研究短期内只能采取有限扩张和精准突破。

关于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资源包括两方面内容，宏观层面的相关政策安排与微观层面的评价体系建设。客观而言，已有的关于基础研究的宏观政策不够务实，有时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面临无法有效落地的局面；在评价体系方面，过去奉行的绩效主义评价模式，对于研究时间长、后果不确定的科研活动并不适合，目前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这种状况直接制约了基础研究在整个科研链条中的定位，试问对一名长时间不出成果的科学家，我们该如何支持与考核他？

其次，要明确哪些基础研究领域是当下亟需精准突破的。众所周知，由于学科分化以及交叉融合的广泛出现，基础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出于效率与重要性方面的考虑，应该选择在那些基础比较好，或者重要性已经被充分证明的领域发力。这就意味着很多基础研究领域仍然必须维持在自然进化状态，只有少数被挑选的领域才能得到政策探照灯的关注。考虑到笔者曾对基础研究做过一个简单分类，即在0到1的基础研究链条上，应该划分出三个阶段： 0~0.5阶段是完全自由探索为主，也不需要政策过多的关注；0.5~1阶段是问题已经明确的基础研究领域，这一阶段对政策调控最敏感也是最能发挥政策效力的阶段，当下的基础研究安排应该主要围绕在这一阶段；至于，1~N阶段的基础研究，给出政策导向即可，其运行完全交给市场来操作。既然基于资源的硬性约束，不是所有领域都能得到政策倾斜，这就需要客观摸排哪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以及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从中挑出可以重点政策扶持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防止各种社会因素对于选择的干扰，对此，我们不妨采取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原则来处理，最大限度屏蔽掉各种社会因素对于所选领域的人为干扰与“污染”。

其实，即便基础研究处于0.5~1阶段，看似问题已经很明确，但其最终结果仍有可能是失败的。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出的攻克癌症的宏大基础研究计划的失败就可以印证这种风险是确实存在的。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向建国200周年（1976）献礼，希望用五年时间攻克癌症，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并为此项目投入16亿美元预算，结果证明这项计划是失败的。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安排来解决基础研究问题的经典失败案例。

坦率地说，基础研究是一项很奢侈的研究类型，它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方法、设备、人才与文化环境，还需要从业者自身拥有独特的研究品味与格调，尤其是后者是需要多代人的培养与塑造才能形成的。当下中国科技界人员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经费的增长速度，导致科技界内部的内耗与内卷已经非常严重，在经费饥渴的生存科研模式下，一旦某个领域出现资源的快速增加，自然会引发科技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的淘金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基础研究出现制度性地由冷变热的速热现象，在各种政策与制度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类人才蜂拥地涌向基础研究领域，造成基础研究领域出现“虚胖”，然后哄抢那点宝贵的科技资源，结果不但事倍功半，还会破坏基础研究原有的安静氛围，这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

基于这些考虑，在有序推进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基础研究的家底摸清，防止出现无序、内卷与滥竽充数现象，并且，真正为基础研究留出一片安静的空间和塑造一种独特的科技品位与格调。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