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刘畅（化名）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时，他绝不会想到，四年后的今天，行将毕业的他对于未来仍会有如此多的迷茫。

“现在所学的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虽曾想过考研，但终究没有坚持下来。”至于找工作，“本专业的工作没兴趣，其他领域的又找不到”。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刘畅一脸苦笑。

据教育部预测，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900万人，2022年将超过1000万人。对于这一庞大的群体，高校内部是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但刘畅觉得对他帮助并不大。“上完职业生涯规划课后，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未来变得清晰了。”

一边是对于职业发展满是困惑的学生，一边是本应发挥作用，却似乎收效寥寥的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两者间的“错位”是怎样造成的？

从清晰到模糊

不久前，宋健刚卸任东南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一职。在此之前，他从事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已近10年时间。

对比自己刚“入行”时的情景，宋健刚觉得那时与现在有很大差别——10年前，整个高校的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更加“清晰”。

“当时，互联网的应用还没有到今天的程度，高校的专业设置也远没有如今灵活。因此，学生的就业与专业的‘契合度’更高。”宋健刚解释道，当时，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哪个专业，大概率就会在哪个专业毕业，并在相关专业领域寻找工作，甚至直接复制师兄、师姐的求职轨迹。“这是一条很清晰的学习和求职路线。在这条路线上，高校就业指导部门需要做的主要是提供信息和必要的辅助。”

然而，伴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以及高校人才培养思路的变化，这条原本清晰的路线开始有了更多可能的方向。

首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兴互联网企业的选材目标不再局限于本专业，而是越来越倾向于跨专业人才。比如，传统的金融企业主要招聘经济、会计等专业的学生，而互联网金融却越来越喜欢招聘计算机、电子通信等工科类人才。同时，国内高校为了适应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纷纷施行大类招生和灵活的转专业政策，这就导致学生在求学期间的专业选择变得更加不确定。

以东南大学为例，2019年，该校将78个本科招生专业调整为14个大类、5个专业进行招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选择相应的大类学习，经过一年的基础培养，再根据兴趣特长，双向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校内的大类招生、通识教育，以及校外的跨学科招聘，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此前以专业为主轴的学生成长路线。同时，近两年在学生群体中兴起的“缓就业”“慢就业”现象，也在时间尺度上打破了此前学生“毕业就找工作”的固有节奏——早在2019年，根据麦可思发布的 《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统计数据，2018届国内本科毕业生“受雇工作”的比例仅为73. 6%，并已经连续五届持续下降。

这一局面无疑给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提出了全新挑战——在一片“模糊”中，如何让学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定位。

“如果说，此前的职业生涯规划工作是提升学生职业发展与某个专业领域的适配度的话，当前的工作重点应该变为提升学生与整个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受访时，长期从事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顾雪英如此表示。

顾雪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前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教会学生处理“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动态发展的社会趋势下，大学生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一定要拥有这一能力——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也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并能将两者进行动态匹配。

“我们并不建议学生完全屈就自己，迎合社会。只有找到既适合社会发展，又能发挥个人优势的岗位，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她说。

从课堂到企业

刘畅最初接触学校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是在大一的时候。“大二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讲座，但之后就基本没有了，而且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刘畅回忆说。

在一项研究中，长春工业大学副教授赵爽与同事合作，对吉林省内五所地方院校已完成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在校生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85%的学生认为课程以课堂理论灌输为主，辅以相关讲座和报告，缺少丰富的实践教学环节，以及真正意义的师生、生生互动。授课教师往往生搬硬套西方职业规划理论，并且课程内容陈旧，缺少本土化教材，无法满足学生在职业探索过程中的价值和精神需求。

此外，山东大学（威海）学生处副处长孙丽霞曾对该校听过职业生涯规划课的学生进行过一项年度规划践行情况调研，发现有96.8%的学生有较强的职业生涯规划行动意愿。但一年后，只有3.2%的学生全部完成年度规划目标，38.7%的学生完成了自我规划目标的一半及以上，另有59.1%的学生没有完成自我规划目标的一半。

“简言之，大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理念很认同，有较强的行动愿望，但往往在课程结束后又回到原来状态。能根据实践情况执行计划并进行规划调整的学生很少，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知易行难’现象。”孙丽霞在调研结果中写道。

对此，有学者表示，对于目前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而言，单纯的课堂教学很难摆脱“纸上谈兵”的弊端。因此，这项工作是需要从课堂上走出来的。

对于这一点，宋健刚深有感触。

“首先必须承认，目前国内很多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已经不限于课堂，而是形成了一个持续四年的连贯过程。比如大一时对新生进行职业规划的启蒙教育，此后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训练，同时辅以相关的讲座、沙龙等形式。”他说。但这一过程中，依然缺乏学生与社会以及企业的实际联系。

每年，东南大学都会在暑期组织重点岗位研习营，分批次带领不同专业学生到国家重点单位以及企业深入了解。这种方式虽然对于学生真正认识企业，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职业观具有重要意义，但毕竟不能覆盖所有学生。

“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大的机制，保证校企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宋健刚表示，目前高校学生往往会经历一个长时间的“专业实习”，但却很少有高校能给学生提供参与“就业实习”的机会。“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定要和学生所学专业相匹配的，而后者则不受此约束，而是从学生自身的就业取向出发，接触实际企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或修正自身的职业导向。”

“在我看来，目前高校在学生职业规划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虽然均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最好的途径还是让学生真切地与企业、社会产生直接接触。不过，目前看来，这一途径还有些过窄。”宋健刚说。

从局部到整体

除了宋健刚提到的目前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本身的某些不足，有些学者还将问题的焦点放在了高校内外部的整体体系构建方面。

同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方雅静已经在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时间，这段经历让她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深入认识。

在她看来，职业规划本质上是一种方法，其核心目的是让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但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职业规划往往处于后端。“换言之，当我们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时，他们的职业价值观往往已经成型。”方雅静说，而在前端对其进行影响的，往往是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目前高校之所以大力开展劳动教育，重要原因便是学生此前所接受的相关教育并不充分。”方雅静坦言，很多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学校和家庭环境并没有使他们意识到劳动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此，在学生毕业时又怎么能够意识到自己一定要工作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规划教育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高校就业部门的‘内循环’，而是一个涉及高校内部各部门，甚至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所组成的大循环。”方雅静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招生工作日益重视学生志愿填报阶段的专业选择，高中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重视。2015年前后，顾雪英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重点从大学阶段转向高中阶段。

经过多年观察，顾雪英发现，高校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方面已有了明显的“前移”意识，愿意深入高中，通过开办讲座、组织高中生研学等方式，对其进行教育，高中学校对此也十分欢迎，但现在的问题依然是如何体系化和科学化。

“必须明确，职业生涯教育是一门学科，因此，它也有一套自己的学科体系，而这套体系如果下沉到学校层面，就必然有一个课程化的过程，即针对不同高中阶段的学生，需要有不同阶段的教学任务、目标和形式。”顾雪英说。

然而，目前高校进高中所采取的形式基本上还停留在讲座或单一活动层面。“换句话说，这种教育怎样与高中生整体的教育体系结合起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显然并不容易。

“在对学生的教育方面，我们可以有课程、有技术平台、有活动，表面上可以办得热热闹闹，但高中生的学习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且职业生涯教育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选择非常重要。因此，这不是搞一项活动或开一门课就了结的事情。”顾雪英坦言，在这方面，无论何种教育模式，其评判的关键只有一个——有没有让学生未来职业选择的科学性变得更高，有没有使学生的内生动力更强、方向性更明确。

“这本质上是一种生涯教育。”她表示，理想的模式下，这种教育应该与高中现有的课程进行结合，并在此过程中与现行的高中教育合成一张皮。“这不应该是一项‘大刀阔斧’的工程，而应该‘轻干扰’地将其‘揉’入其中。总之，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破坏现有的高中教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