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林在中国科学院喀斯特区域科技扶贫与美丽中国示范基地——环江县古周村

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攻坚的胜利，迈入了小康社会。

新的一年，站在从脱贫攻坚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推动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是一个整体战略。

在我国，乡村振兴中的人地矛盾、农业现代化的难点集中体现在西部地区，想要破解乡村振兴的密码，还要回到西部地区的实践。

为此，本报专访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王克林。

《中国科学报》：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就您了解的实地情况而言，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得如何？

王克林：自1994年以来，我和团队的同事们一直在广西喀斯特农村地区从事生态恢复与可持续产业研究示范工作，我今天谈到的主要是基于广西为主的西南区域情况。乡村振兴的一些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已得到了基本完善，地方党委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也已经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一阶段的目标值基本实现。在农业科技产业园、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基于土地的综合整治、农村聚落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尤其是在解决区域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乡村振兴地方行动中到2020年的目标值绝大部分已实现。

虽然农民个体实现了脱贫，但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村庄规划管理的全覆盖与追踪实施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需要做更大努力。

乡村作为一个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在重视农民致富问题、农业发展问题的同时，要把农村整体地域的多功能协同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加以系统化考虑，要通过强化村镇的整体规划，强大村级集体经济，做好乡村地域综合体多重功能的权衡集成。

《中国科学报》：就目前已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试点地区来说，遇到过什么困难？有何经验值得借鉴？

王克林：在我们的研究示范基地——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特色产业培育过程中已经培育出了特色水果、喀斯特地区林下种草养牛、中草药山豆根种植等特色产业，但这些产业目前都处于初级生产阶段。

一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仍在生产为主的波动中发展，尚未形成多产业融合、稳定调节的市场化机制。

二是农村的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后的政府转移支付机制、市场化的多元补偿机制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

三是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较大。国际上的经验显示，进入到乡村振的阶段，城镇人口的比例应该占到80%左右，而我们现在只有50%左右。乡村振兴必须和城镇化相辅相成，农村人口“长期离土不离乡”会影响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通过城乡融合来缓解乡村人口压力，进一步缓和人地矛盾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四是需要进一步转变思维，在乡村振兴项目设计上，从“自上而下”为主过渡到“自下而上”为主的农民参与式模式。

《中国科学报》：在刚刚脱贫的地区，如何保障不返贫？如何帮助这些地区的乡村复兴起来？

王克林：原来的精准扶贫是党和政府、社会各界投入了大量的帮扶力量，在外力援助下共同解决了贫困的问题，保证不返贫，下一步则需要增强内生动力，形成更加适应市场化的机制。

首先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的道路，在形成了初步的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转变成区域性的、长远可持续性的支柱产业。

其次要探索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价值实现的创新模式 路径。一方面要探索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化的实现路径，把前期生态改善的成果变成生态衍生产业的优势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要把对生物多样性的改善、水源涵养、养分固持等生态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补偿机制跟上，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产业振兴，您对农业产业的振兴有什么建议？

王克林：我们与环江县政府合作，土山地区的高值水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亩均收入15000元；种草18万亩、养牛13万头的草食畜牧业产业也达到较大规模，每头牛的收益在8千元至1万元，这既防治了荒漠化，也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下一步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生产的质量提升和农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让农村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在农业科技园区、西部重大生态工程的修复工程与美丽中国示范行动中，做好一些试点样板工程的建设示范、针对性关键技术的突破，以推动乡村发展的提质增效。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如何避免“千村一面”，结合当地特色文化、环境、产业来继续开展工作，这方面请您列举出成功的案例。另外，您关于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王克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避免雷同化需要针对自己的地域特色，定制个性化的乡村发展规划，“土到极处即是洋”。

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行动有共同规律，精准扶贫不光是建档立卡的问题，更多的是针对区域环境的障碍因素进行适应性生态修复、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振兴进入到生态高值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在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的同时，更要巩固生态高值的特色产业。

《中国科学报》：从国际上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看，对我国乡村振兴有何启示？

王克林：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也体现了国际上城乡融合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要“跳出农村看农村”，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工业加速化时期的农业农村人口会快速下降，我们现在处在工业化后期，大多数国家这一阶段农村人口比例趋于20%左右，而这一比例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是50%左右。

滞后的城市化和过多的人口压力不利于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的恢复。我们要避免像印度和南亚等国家，因滞后的城市化进程而影响农村的转型和减贫速度。同时也要防止出现像南美洲地区、拉丁美洲等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大批农民卖掉土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乡村地区人口大量流失,城乡经济社会差距迅速拉大。在此背景下，德国实施“城乡等值化”发展战略，激发乡村主体活力，成功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我们要重视乡村社区的规划和建设，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是相辅相成的，要加强农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使农业和农村就业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生产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借鉴日本的乡村整治经验，做好村庄合并的生态空间管控规划，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尽快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