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出高徒？科学发展不仅仅是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同时还有科学知识、科学传统、科学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之间传承、发展的过程。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关注学术谱系研究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教师这一社会角色在知识生产、传承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教师职业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南开大学教授赵万里表示。

书写科学家的“学术家谱”

回顾近现代科学发展历史，处于世界前沿的科学家往往有着明显的师生传承关系，例如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与他的学生法拉第，理论物理学家费曼和他培养的学术后辈。

通过研究科学家的这份“学术家谱”不难发现，在学术上有较强原创性成就的大师和他们的学术品格往往能够吸引年青一代，并且这也是形成创新团队和学术谱系的重要条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丁兆君在梳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时发现，张宗燧、彭桓武、胡宁与朱洪元四位理论物理学家在留学期间，曾追随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参与了最前沿的场论与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并承继了他们优良的科学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样一批归国学者的领导下，我国核与粒子物理领域第一批骨干得以茁壮成长，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粒子物理的学术谱系。

据赵万里介绍，科学家的成长一般有三个阶段：基础训练阶段或学徒生涯、职业生涯阶段和角色重演阶段。

“在学徒阶段，老师通过言传身教，为处于基本职业训练阶段的未来科学家提供了基本却重要的学术训练，帮助他们形成了科学成就的标准，提升了科学工作的修养，加强了科学工作的信念，让他们具备成为一名科学家所必需的智力素质与非智力品格。”赵万里说。

学术谱系并非能主宰一切

美国社会学家朱克曼发现，精英科学家大多是由其他精英科学家培养出来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朱克曼认为，精英科学家除了提供更优越的科研条件外，还包括将学生引入优势资源网络。她将这样一种机制称为“优势积累”——那些在事业的早期即表现出有发展前途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训练和科学研究上，都被给予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当某个人一再获得有利条件或奖励时，优势就会积累起来，促使科学家越来越快地成长。

但是，这个机制并非一成不变的。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的论文表明，促进科研人员提高学术效率的不是他们接受学术训练的环境，而是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的环境。同时，现在和过去的工作地点都会影响学术成就。

赵万里也指出，出身或融入一个优秀的科学共同体或学术谱系，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会取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

“在科学家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学术出身和学术团队外，个人的努力、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等，也是科学家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赵万里说。

如何形成一流的学术传承

诸多学术谱系相关研究表明，出现一个或一批一流科学家或许并不难，难的是要在本国的科学传统内涌现出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的优秀科学家。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周程分析日本在21世纪初期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时指出，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科学工作者中密集的师承关系是十分突出的。

事实上，中国和日本一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都源自国外，为何日本能够有着更为密集的师生传承呢？

赵万里表示，这种现象与文化和制度有关。“师徒制”本来是中国科技文化的传统，但这一传统近代以来被弱化了。长期以来，师承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封建的“私人关系”，被科层化的同事关系或同行关系所替代。加之文革期间我国科学事业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停滞，科学的代际传承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来，“师徒制”在传统技术领域逐步恢复，在科学教育体系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面也有所强化。

“但在科学研究组织中，其重要性则受到‘大科学’模式的排斥，被认为不适应当代科学团队化、国际化趋势的要求，易于衍生‘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术创新。” 赵万里强调。

那么，如何在当前的科研环境中形成一流的学术传承呢？赵万里表示，除了学术大师外，学术自主性也是形成一流学术传承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原创性、基础性的科学领域，优秀的学术共同体是通过跨世代的学术合作自然形成的。

“制度上的一刀切，比如现在很多高校不允许留自己的学生，看似有利于科学的智力杂交，但辩证地看，也弱化了学术积累，助长急功近利的短平快追求。”赵万里说。

赵万里指出：“在我国科学总体上从大向强的转型过程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越来越重要。这不仅要求有追踪前沿的速度，更要有创造新前沿的力度。研究那些成功的科学谱系，可以使我们更具体地意识到，科学是一项艰苦和长期探索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的接续奋斗，而教师的角色在当代科学事业中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