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到底在用什么链接在孵企业？这是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韵网创始人颜振军等人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次新冠疫情给检验出来了，“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物理空间”。

国务院在2018年印发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中强调，“提高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双创企业，而后者又需要高质量的孵化器。

然而，国内孵化器因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而饱受诟病。近几年，我国也确实涌现出一些新的孵化机构、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否经得起市场检验还不得而知。

“不管什么模式的孵化器，一定是要跟在孵企业形成生命共同体，孵化器成熟的商业模式才可能形成。”颜振军告诉《中国科学报》。

那么，孵化器靠什么和在孵企业形成生命共同体？

“出租办公楼的方式行不通了”

今年2月，韵网等单位对全国12000家孵化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400多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仅半数左右的孵化机构现金流可以维持半年以上。

“影响还是很大的。”颜振军表示，虽然孵化机构也为抗“疫”作出重要贡献，但大部分孵化器能做的基本就是减免租金，承担起部分社会责任。除此之外，孵化器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

孵化器也很无奈。长期以来，孵化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租金收入，还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于投资或参与投资。

用上海众创空间联盟理事长范伟军的话说，过去30多年的发展，孵化器得了“空间依赖症”和“政府依赖症”，导致长期处在低质量发展阶段，少有产业聚集平台收益和增值服务收益，就像“二房东”。

“出租办公楼的方式行不通了。”大连创业工坊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剑锋直言。

但孵化行业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积极谋求转型升级。

这波疫情对孵化行业来说，是危机也是转机。在倒逼之下，孵化器不可能再以规模或量的方式取胜。“创业孵化行业必须转换到深度孵化，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胡剑锋说。

在科技部火炬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原副主任杨跃承看来，如果一个孵化器仅仅能够提供空间、注册、法律等一般服务，而不能提供创新创业要素的整合、人才和技术支撑、创业投资、产业链资源等深度服务，“说明其自身能力不足，很难孵化出高质量的企业”。

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优秀的细分领域的产业孵化器，如海尔海创汇、小米生态链等新型孵化器。

小米生态链谷仓创业学院（以下简称谷仓）CEO洪华介绍，谷仓并不在房租上赚差价，而是将创业培训、深度服务和投资作为盈利点。例如，2019年谷仓线下创业培训营业收入达2000多万元。

但这次疫情也迫使谷仓不得不调整创业培训方式，“从线下转到线上，虽然营业收入少了，但线上课程对新苗子的导流作用逐渐显现，我估计会比线下效果要好”。

除此之外，谷仓提供深度咨询服务，给企业规划未来三五年产品线，包括品牌定位、销售渠道等。

公益性和盈利性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孵化器本身需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模式，才能帮助创业企业成长，进而孵化出高质量的企业。为此，从事孵化行业的人一直在摸索。

“需要对孵化器重新定义。”胡剑锋认为，应该把常规的公益型孵化器和盈利型孵化器分开，用不同的思维对待。他解释道，孵化器既要做公益又要考虑生存，太困难了。“如果不把二者分开，孵化器有可能会走向死胡同。”

如果按照这个分类，洪华把自己所在的孵化器归为盈利型孵化器。除了上述深度咨询服务外，“谷仓有风险投资，除了早期小米投资外，后面还有两轮融资”。

但在洪华看来，孵化器很难以“两分法”来区分。例如，公益型孵化器是为了更好地做公益，但后期也会有市场化成分。所以，把孵化器分为侧重于市场化孵化器和侧重于公益化孵化器，“可能更精准”。

至于哪类孵化器的孵化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贡献等更突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调查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许治团队从孵化器的承办背景出发，将孵化器分为政府类、高校类和民营类。该团队通过对广东省97家孵化器的研究发现，在孵化能力上，政府类最优，其次是民营类和高校类；在创业与带动就业上，民营类最优，其次是政府类和高校类；在在孵企业创新表现上，政府类最优，其次是高校类和民营类；在社会贡献上，民营类最优，其次是高校类和政府类。

“总体而言，不同类型孵化器的功能与作用可以区分为公益型和盈利型。”许治介绍道。政府类和高校类侧重公益性，民营类侧重于盈利性。

在杨跃承看来，公益型孵化器和盈利型孵化器并不矛盾。他表示，一旦成为创业孵化机构，就要跟企业和创业者打交道，“孵化器市场化机制是主流”。

杨跃承认为，趋向更深的程度是孵化器高质量发展趋势和方向之一。他解释，所谓“深”，不是过程导向，而是结果导向。也就是说，孵化器要深度参与企业的创新创业过程，更加重视赋能和服务。“只有追求结果经济，孵化器才能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政策支持要基于结果导向”

既然存在不同类型的孵化器，政府在资助政策和考核标准上也要有所区分。

以广东为例，政府对孵化器的财政补助额度与孵化器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这种政策设计的初衷虽然是鼓励孵化器更加注重孵化绩效，但由于不同类型的孵化器都有各自优势，并不是所有孵化器都是以盈利为导向。”许治说，“需要结合不同类型孵化器的功能定位设计差异化评价机制和资助政策”。

在范伟军看来，政府引导是一个非常艺术、非常讲究的事情。“我主张政策支持一定要基于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

“现在的政策支持要‘后挪’，不要‘前移’。”范伟军进一步解释道，如地方政府为了支持孵化器，不仅免租三年，还每年资助100万运营补贴，这叫“前移”。孵化器可能还没做事，政府就已经投入一大笔，这样的做法也成为众创空间和孵化器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挪”是什么？范伟军介绍说，不管孵化器说得多好、规模多大，要看它拥有多少优秀在孵企业，或孵化了多少优秀的毕业企业，以结果导向来给予奖励。

另外，深圳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文求也提醒，地方政府要根据所在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建设孵化器。

“不要盲目跟风。”刘文求告诉《中国科学报》，否则不仅没能起到孵化器应有的作用，同时还害了建设孵化器的企业。

事实上，孵化器也需要孵化。从企业的形态上来说，全国70%的孵化机构是民营类的，这类孵化机构基本上是中小微企业。“孵化孵化器的，是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环境。”颜振军表示，孵化器需要政府的帮助，但这个帮助不应当聚焦在空间上以及立竿见影的效果上，也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政府利用组织资源、信用背书、国企的力量，来帮助孵化器建立产业组织能力，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