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9号文”),从崭新的意义上再次开启了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这一文件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9号文”题目中“继续”二字其实耐人寻味。
2019年7月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下发了《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这份文件在深层次的教育哲学层面以及上手运行层面都可能出现了多处值得深究之处,有待未来一一厘清。其中,第三十五条——“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学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负面效应,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在大学生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困难的场域下,忽然被放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因此,“9号文”可被视为对此的一次纠偏。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再次启动和展开,当然具有缓解就业短期压力的作用,但其更加重要的意义却在于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创造性人才。在笔者看来,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比“强基计划”更加重要。
1987年6月6日,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旧文件),是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旧的管理文件。在旧文件中,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目的被确定为是“有计划地培养某些应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这个定位使得之后的30多年中,各高校举办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基本集中在应用学科,几乎没有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9号文”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变革。文件第二条指出,高校“可依托现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本科专业申请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一点意味着如果一所高校有物理学、化学专业,该高校就可以迅速申请物理学、化学专业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依托”两字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招收一名学生也可以,并不需要招收很多学生,可以采取学分制方式组织教学,不单独开设第二学士学位教学班。这名学生插入本科第一学士学位教学班中,按照学分制方式修读课程,以此保证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与该校第一学士学位本科教学具有相同质量。“9号文”第三条中特别指出:支持高校依托“双一流”建设学科专业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我们曾经对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格特的成长经历进行了研究(见本报2004年6月15日B1版《可能埋没诺奖得主的第二学士学位制度》)。他高中时学习拉丁语,本科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古典学”。1959年毕业之时,他忽然产生了改学物理学专业的念头,并于当年9月再次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学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迄今为止,受旧文件的束缚和旧观念影响,尚未有国内高校(台湾地区高校除外)在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基础学科设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使得那些如莱格特一般忽然产生学习基础学科念头的学生,没有地方去学习。我们期待2020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根本改变。从目前我国在自然科学、技术等领域人才培养需求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看,改革尤显迫切。
旧文件在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方面规定,学生必须跨学科领域攻读第二学士学位。例如,物理学专业属于理学,如果一个学生第一个学士学位专业是物理学,他就不能选择化学专业作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因为化学也属于理学。“9号文”第七条指出,“学生可报考与原本科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或与原本科专业属于同一学科门类、但不属于同一本科专业类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也是根本性进步。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的本科专业是“化学与物理学”,但大陆地区高校目前尚无这样的跨学科本科专业。第一专业是物理学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化学作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第一专业是化学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物理学作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都能够形成与钱永健相同的知识结构。这种机制的宽容度大大弥补了高校在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的缺陷。
“强基计划”在教育哲学方面存在瑕疵。这一计划假设学生在中学热爱基础学科,就会一生都热爱基础学科;这一计划假设学生在中学擅长基础学科,就会一生都擅长基础学科。其实,学生们的热爱和擅长都是会变化的,也一直在变化。连提出“钱学森之问”的钱学森本人,其专业和学科都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
“强基计划”的哲学与通识教育的哲学也相互抵牾。通识教育需要激发学生对多种可能性,甚至此生从未发现可能性的探索。从本质处着眼,通识教育尤其需要启发那些在中学选定了“强基计划”的学生离开“强基计划”,去探索更多、更大的可能,同时为他们新的学习和成长目标提供条件,这才是创造和创新的本意。这同时意味着,通识教育也需要启发其他专业如医学、会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以及可能性的探索,为他们的学习和探索提供机会,这是辅修/双学位教育的任务。在学生第一个本科毕业后,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再次为他们可能出现的新的学习和成长目标提供学习机会任务。机制的全面完善当然比单纯的一个“强基计划”更加重要。
“9号文”已经完善了机制。期待高校在此之后积极申报基础学科和“新工科”等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以在这样变动和不确定的时代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当下击入未来的“历史”中,使得世界更加和平而美好。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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