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丽妃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20/5/27 21: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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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专访:让公卫体系回归公益和专业

 

在这场疫情影响下的特殊两会上,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重建”成为热议话题。

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全国政协委员高福近日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独家专访。他表示,公卫体系建设的关键“一要回归公益,二要回归专业”。

疫情期间,作为CDC主任,高福曾因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而饱受流言困扰。

不过,他在此次采访中坚持认为,不能把做研究与发文章割裂开来看,文章是交流工具,有助于促进同行交流和合作。

“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文章’,就是一份展现给全球同行的报告,更是一剂通过全球同行的‘批判性’交流找到疾病防控的良方,可以让大家团结一致认识新病毒及其引起的疾病。”高福表示。

此外,他还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位技术部门管理者,知道自己的责任……”

高福在工作中

让公卫体系回归公益和专业

《中国科学报》:经历这次新冠疫情后,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公卫体系“补短板”,您认为“短板”是什么?

高福:

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说明我们协调还是有问题。一方面是基层医院发现问题后要及时向CDC上报,安全意识要有,这个“短板”要巩固。

最重要的还是公共卫生领域要给CDC话语权。在紧急情况下,如果通过行政决策,层层“消音”,专家的声音就不能及时地被听到。

《中国科学报》:网上呼吁给CDC行政权,您认为这是关键吗?

高福:

我觉得重点不是行政权,而是对话权和一些事物的独立操作权。

《中国科学报》:从整体来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状况如何?

高福:

这几年针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太少,人才流失太厉害。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说,医改10年是公共卫生衰退的1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县、区、省市、国家——四级机构系统非常好。但也正因为做得很好,很少出大问题,大家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

同时,因为这些工作平时似乎看不到重要性,专业技术知识显不出来,所以一些单位安排的是非专业人士。大家都讲“平战结合”,结果“平”时干的事不能解决“战”时的需求。这个格局需要改革。

《中国科学报》:您对当前的公共卫生体系改革有什么建议?

高福: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这也是我的一个提案内容。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回归公益,二是回归专业。

一个公益性和专业性这么强的单位,首先需要国家经费做保障。其次需要引进人才,合起来知识面要很广,研究的东西要很广。这个舞台上需要很多条腿,而不是“一条腿”。不能新冠疫情来了就只研究新冠,也不能国家出钱让你研究什么,就只研究什么。那太狭隘了。

生物安全别庸俗化

《中国科学报》:生物安全是今年两会的热词之一。您怎么看待它的重要性?

高福:

谈生物安全,首先要改变一个概念。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是指广义的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安全(bio-safety)和生物安保(bio-security)两个部分。

很多人理解的生物安全是狭义的,只包括第一部分。比如一个做生物安全的实验室,老鼠、流浪猫到处乱跑,这个问题就是生物安保的范畴。

但是生物安全是专业上的事,不能喊过了。我们强调生物安全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但一定不能把它庸俗化。如果变成了每个人天天都在谈生物安全,就像全民搞科研一样,这就过了,对社会发展不利。

《中国科学报》:应如何理性看待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高福:

我国生物安全领域发展起步晚,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已经极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也有赶超。但整体上仍存在体系不完善、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制约了我国生物安全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差距。以开展人类病原研究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例,全国共有18个省建有生物安全实验室,其中三级实验室48个,四级实验室1个,而美国仅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就有10余个,三级实验室有近1500个。

生物资源方面,我国缺少资源收集和共享的有效机制。一些病原微生物的合理分享和引进受阻,审批手续不畅。

《中国科学报》:您对进一步强化我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有何建议?

高福:

首先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依法建立和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部门协调机制,各部门协同完成国家生物安全监测预警、信息收集与分享、风险评估、应急响应、监督检查等工作。

其次是强化基础能力建设。设立传染病、动植物疫病监测哨点,完善国家生物安全监测网络,完善监测信息网络直报系统,开展主动监测和病原检测。

此外还包括规范生物安保管理。强化生物安保的理念和意识,着力研究和开发安保技术和手段,防止有害生物剂或生物技术被恶意使用。依法合规推动传染性疾病样本资源库构建与应用;拓展国际交流,规范出入境管理。

在防范疫情的同时,防范“信息流行病”

《中国科学报》: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您一直身处舆论风暴眼。面对舆论压力,您是怎么做的?

高福:

首先,我们积极抗疫、“战场”上大家越做越猛,没有时间去想个人的事。再次,网上的许多东西都是流言蜚语和谣言,这些东西怎么能影响抗疫工作呢?

中国对新冠病毒的“斗争”是个“闭卷考试”,答得非常好。我们一定要在防范疫情的同时,防范“信息流行病”。大家一定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

《中国科学报》:最近,《细胞》《科学》《自然》三大顶刊都发了您和团队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看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和做科研发文章之间的关系?

高福:

不能光说发论文,文章是交流工具,我们往往割裂开来。

就像记者采访完以后不去写文章,你得到的消息只你一个人知道,是一样的道理。

科学家就是通过文章去交流思想,而且通过同行评议给你把关,同行评议了大家拿来读;如果同行都不评议,信任度就要打折扣。所以,发文章对科学家也是个约束,不能乱说。

像我们这些时日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多个抗体已经在产业化的路上,跨种传播机制研究也应用到了防治上,这是既上“书架”又上“货架”的研究,属于“顶天立地”的工作。所以,当今科学与技术甚至是产品,可以是“零距离”。一定不能把科研、论文、防控割裂开来。

《中国科学报》:您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如何保持高效率和好精力?

高福:

坚持两点。第一,坚持学习,增加知识面;第二,好好休息,保持清醒头脑和逻辑思维。

(本报记者李晨阳亦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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