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领域有大致设想？

你是否接受强基计划一般不允许主动转专业？

你是否认同强基计划严格的淘汰机制？

……

在一个名为《十个问题测试你是否适合报强基》的帖子里，发帖方——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对报考强基计划的考生进行了“灵魂拷问”。

帖子中，10个问题若答案全部为“是”，强烈建议报考；若答案为8~9个“是”，建议慎重考虑，进一步了解；若答案为8个“是”以下，则建议安心准备高考，将报考机会留给最适合的人。

“这些问题代表了‘职业’‘跳板’‘淘汰’等关键词，适用于考生考虑报名任何一所强基计划高校。我们希望考生通过自测，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金柏江说。

眼下，正是双一流A类高校公布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各大高校火热咨询的时候。与自主招生时代的场景有些 “不同”的是，部分高校不再是盲目“掐尖”，而是出面奉劝考生“理性报考”。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旧认知与新期待

“家长、考生对强基计划的理解，依然还是自主招生。强基计划元年，高校希望招到最合适的学生，但部分学生、家长只是将它理解为‘缩小版的自主招生’‘名校跳板’。”尽管所在高校不在强基计划的招生行列，但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李庆依然要为家长、考生解答各种有关强基计划的疑惑。

实际上，强基计划与自主招生有诸多不同。主要区别在于，自主招生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未限定高校招生专业范围，聚焦选拔阶段，后续培养跟普通考生一致。而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实现选拔与培养相结合。

按照强基计划的制度设计，把好入门关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有高校招生办主任向《中国科学报》反映的最大一个担心恰恰是“卡位战”重现。

卡位战在从前的自主招生、新高考中并不鲜见。“站在家长、考生和高中的立场，他们大概率会让优秀的学生都报名强基计划，因为强基计划的名额是按省份投放和录取的。抱着‘我不去占，其他人也会去占’的心理，各方势必会力推高分学生报名强基计划。”金柏江说。

但从高校角度来说，并不希望这类情况发生。

按照强基计划的录取规则，总成绩由85%的高考成绩+15%的校测成绩组成，并采取4倍入围的方式，即如果投放10个名额，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入围前40名报名者进入校测（面试或笔试+面试）。强基计划属于提前批，考生如果参加了某一高校校测，就会被高校依照录取计划按总成绩由高到低予以录取，并被考试院提前锁档。

按照现行计划安排，即高考分数公布后再决定是否参加校测，高考获得高分的考生如果能去北大、清华等高校，很可能就会放弃参加原志愿强基计划高校的校测。“如果只是将强基计划当作保底选择，学生大概率是不会来的。”金柏江说。

他指出，届时可能出现会这样的局面——入围机会被高分考生占了，最后却放弃了强基计划；适合的考生却没有机会入围计划；或者最终被录取的是希望冲一冲、分数相对较低的考生（每省份投放的固定名额是无法收回的）。这些都是高校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当然，“强基计划设置的面试环节也会排除一些‘干扰项’”。在李庆看来，以往自主招生的经验并不能一棍子打死，“师生见面”就是应当保留的好做法。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招生工作处处长王福对此表示肯定。他并不认同一些高校在校测环节不论专业差异，进行统一笔试的做法。“统一笔试无法考察到某一专业所需的特殊能力。”于是，在出炉的强基计划招生简章中，武汉大学等高校校测并不组织统一的笔试，而是将是否笔试的权力交给各专业决定，让他们在笔试、面试、实践操作三种方式中选择（最多两种），重点考查学生高考之外的能力，如志向、心智、承受力等。

程序至此，只是完成了强基计划人才选拔的第一关，录取后遇到的问题，更是前所未有的。

被动淘汰与主动退出

学生进入强基计划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设计上，从一开始便加入了动态淘汰机制。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部分高校实行的末位淘汰制，即末位20%~30%的学生将被淘汰出强基班，空出的缺额由拔尖班或普通班的优秀学生进行补充。

如果严格执行淘汰制，两三年后，原本进入强基班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大换血”？在受访时，高校招办主任们均表示“有可能”。尤其是实行末位淘汰制的高校，忽略了强基班的末位也可能是普通班更优秀的学生，这反映出部分高校在制度设计上并不够精细。

那么，“大换血”是否意味着强基计划选拔环节的失败？

王福认为，仅凭录取环节几十分钟的面试，很难一下子考核到位。入校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兴趣转移，对于人才的选拔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强基计划的校内再选拔，也是借鉴了2009年就开始的“珠峰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做法。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从高考录取环节开始选拔，后者则是学生入校后开始选拔，取才的节点有一定差异。

这种以计划形式介入的因材施教，可能一开始很难实现科学选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科学报》，人才的成长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在香港中学读书时并不优秀，直到毕业后才显露才华。如果有一个类似的计划，他根本无法入选，又何来日后赴美留学，找到学科创新点？

实际上，国外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尤其是顶尖人才培养，并不做事先预判，而是在学习过程中多层“筛选”，通过鼓励学生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将过程中的表现作为“筛选”学生的依据。“当然，筛选并不是由高校出面完成，而是依据学术活动本身，换句话说，这是专业领域的筛选。”储朝晖说。

如果强基班的学生发生兴趣转移，希望中途主动退出该计划，其“退路”也是有限的。

根据政策规定，学生只能换成强基计划的其他专业，或者经淘汰编入同专业的普通班；并不允许学生从强基计划专业直接换成另一专业的普通班，部分高校甚至不允许学生从强基计划退出后编入普通班，再转入其他专业。

金柏江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一些考生以强基计划为“跳板”先进入名校，再转向其他专业。否则，“强基计划的方向容易走偏，变味为高考录取的一个批次，与选拔、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初衷毫无关联”。

但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看来，更加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做法，应是给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

事实上，执行多年的免费师范生制度，就是因为入口免学费、出口限制择业自主性，备受社会争议。

“愿意坐基础学科冷板凳的人本来就是少数。学生的学术价值取向并不会因为某一计划而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学习环境的变化，学生对一个专业的看法和兴趣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给他们一个多元选择的空间。”侯定凯说。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创新型人才培养强调学科交叉，而强基计划一般不允许转专业，仅允许在强基计划内部转专业，或辅修、攻读第二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强基班还有动态淘汰的压力。那么，未来强基计划学生的本专业学业是否会与跨学科学业发生冲突？

对此，侯定凯也有自己的思考：“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高等教育的通专兼顾（在研究型大学中，通识教育更受重视），那么，强基计划的教育取向是什么？进入强基计划的大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早明确了未来的专业方向，有更明确的人才规格定位。‘强基计划’如何处理‘通’与‘专’的矛盾关系？基础学科的毕业生究竟需要怎样的知识、能力结构？如何构建与这种规格相匹配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

在强基计划的设计下，为了解决通与专的矛盾，不少高校采取的是3+X或4+X的分流制，即前三四年本科学习，完成“通”的课程（基础学科，多为一级学科）学习；X分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阶段，向“专”的方向（基础学科的培养方向，多为二级学科）分流，达不到博士毕业要求的学生，则以硕士学位毕业。

如北京大学强基计划历史学招收的专业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学生在硕士阶段可选择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8个方向，博士阶段可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博物馆学等7个方向。

又如，清华大学日前停招新闻专业本科生，扩大研究生培养，遵循的也是通+专的思路，将专业培养放在研究生阶段，衔接强基计划下，日新书院以人文基础为主的学生，以及本校其他学科包括理工科的跨专业学生、校外推免生。

对此，北京某高校教师李兴表示，“从优化招生的角度看，取消一些相对低分的应用型专业，不仅提高了高校生源质量，也给通识培养、跨专业培养带来了机遇。”

在高校公布的强基计划中，也有高校采取本科阶段即鼓励跨学科的做法。如清华的探微书院、未央书院、行健书院负责基础理科工程衔接类专业，分别对接化学生物学、数理基础科学和理论、应用力学，三个专业方向均设计了理工双学士学位培养模式。

作为名校双学位毕业的“过来人”，李兴坦言，这种模式下，学生的课程强度将变得非常大，尤其是基础学科双学位，如数学+X，能够成功毕业的学生非常少，更不用说强基计划之外的辅修、第二学士学位的跨专业难度，但也不排除一些天赋高、矢志科研的学霸可以兼顾好学业压力。

“担心动态淘汰的压力，给本专业与跨专业学业带来冲突，关键是看考核中要强调什么。”王福说，比如一二年级，学生主要在基础领域学习，应重点考查“通”的内容；三年级的后期考察，侧重考查学生的科研潜质，更多体现为“专”的内容。“不同阶段对学生的关注点不同，会引导学生既学好本专业，也学好相关其他课程。”

储朝晖认为，高校倾向于用专业知识淘汰学生，但反过来要思考一个问题——人才培养究竟是以知识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一些行业发展迅速，技术迭代很快，学生只有具备在新环境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应对未来千变万化的需求。因此，“志向、潜能等要素的考核，应远远重要于标准化的知识选拔”。

他补充说，与强基计划相匹配的标准不能要求考核“面面俱到”。以高校惯用的绩点考核方法为例，其看似是一个平衡的办法，实质上却是要求学生门门课程都不能失误，否则绩点就会掉下去。“这与特殊人才培养是相互矛盾的，高校不应当犯如此明显的错误。”

豪华阵容与人才产出

目前，高校给强基计划一般都配备了豪华阵容，本硕博连读、小班制、导师制、书院制、国际化、本科生进实验室……几乎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机制都已应用于此。不少人也认可，优秀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环境熏陶培养出来的。但是否阵容强大，优秀的基础学科人才就能脱颖而出呢？

显然不是如此。侯定凯举例，研究生、博士生教育采用的便是典型的导师制、小班教学，但眼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究竟如何呢？除了更低的生师比、更紧密的师生互动，还应有哪些配套体制机制，才能最大程度确保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这值得强基计划设计者思考。

基础学科人才，尤其是顶尖基础学科人才的诞生，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对于适合的人才，怎样助力他们成长？

储朝晖指出，在众多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导师制。“拔尖人才的培养，最关键的因素是找到学生的潜能、优势，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寻找机遇，而教育要不断配合他。这是导师与有某一方面兴趣的学生相互选择的过程。”

在储朝晖心中，强基计划的导师榜样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作为一生培养出80位院士和众多科学家的卓越教育家，叶企孙有着强烈的“教育感”：一方面，敏锐、深度了解学生的天赋；另一方面熟知多学科前沿知识，能够将天赋适合的学生引导到对应专业的学科前沿，从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强基计划需要很多有‘教育感’的导师才能够实现。”储朝晖说。问题是，高校中这样的导师足够多吗？

金柏江坦言，目前大部分高校并不足以做到有“教育感”的导师与学生一对一，但是一名符合该条件的导师，可以带多名强基计划学生，这又发挥了导师制和小班化的优势。

侯定凯指出，顶尖的学者不一定是强基计划学生的好导师。“顶尖人才脱颖而出，必然有合适的成长土壤。但从师生关系而言，只有当双方的兴趣、理念较好地耦合，才能产生人才培养的化学反应。聪明的年轻人往往富有个性，导师会觉得并不是很好带。年轻人与老一辈学者价值观等方面的代际冲突，也是需要处理的一对矛盾。”

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向强基计划学生的系统性倾斜，还涉及强基计划内外学生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一般的观念默认好学校学生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但这样就是合理的吗？

侯定凯认为，要重视强基计划带来的教育成果的溢出效应和资源共享，改革的受益面不应局限于强基计划内的师生，可以考虑将部分强基计划的课程向全校学生开放；让更多青年教师参与导师团队的相关工作等。这也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对策。

“点的改革要实现面上的成果共享，否则孤岛式的教育改革方案与鼓励创新的教育生态将格格不入。”侯定凯补充道。

检验强基计划的人才培养效果，要留待学生走出校门后的10至30年后才能给出答案，而跃跃欲试的“吃螃蟹者”即将在今年9月入校。对于他们的到来，更多人正在“冷静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