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多批援鄂归来医生再赴黑龙江绥芬河支援，他们的仁心仁术与尽职担当，彰显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大医精诚和大爱无疆，谱写了一曲曲精彩动人的时代赞歌。

然而在这其中，也暴露出我国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人才方面短缺的问题。在日前由“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主办的“呼吸与危重症人才培养经验交流会”上，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以下简称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华树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等专家，介绍了我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人才的现状与培养模式。

抗疫的中坚力量

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过程中，全国医疗机构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务工作者是先锋队、主力军。他们在最危险的临床一线忘我工作，为提高新冠肺炎患者收治率、降低病亡率，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医务人员在疫情的防控救治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们，承担了大量危重症的救治工作。”华树成介绍说。

“在整个防控工作中，感染病、呼吸道疾病以及重症救治相关学科的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雷光华也表示。

作为湘雅医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雷光华同时指挥着两个“战场”：一个是湘雅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战场”，前后共有142名医护人员增援湖北各地；另一个是湘雅医院本部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的“战场”。

“无论是在各个医院内还是支援湖北和武汉的医疗队，主要是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病科、急诊科、医院感染控制中心等有关业务人员为主参与的。”雷光华说，“这其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湘雅医院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中，就是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病科、重症医学科、急诊医学科、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为主体组建。

“考虑到我们到武汉以后，要接管重症病房。因此我们保证每一个小分队里都有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果然，这种人才配置组成的医疗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雷光华表示。

发展正处成长期

“这次疫情，是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发展的一个挑战，是对医护人员身体和心理的挑战，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考验。”华树成说。

华树成介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是美国医学界发展形成的“特产”，是一个将新型危重症医学引入到传统呼吸科而形成的充满新活力的老专业。

在国内，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联合美国胸科医师学院，共同开展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的相关培训。目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人才培训已成为国家专科医师培养的试点。

“在过去10年里，中国所有医院的呼吸科几乎全部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专科。”华树成介绍，总体而言，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规模偏小。

“湘雅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已经形成了正高、副高、中级人员共同组成的科学梯队。”雷光华介绍，“所有医生需要具有博士学位，对于新分来的医生，我们进行“3+2”式的培养。”

而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设有9个亚专科，包括慢肺阻、哮喘、感染、间质肺、介入、重症、睡眠、肿瘤、肺康复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发展已取得不俗的成绩。“2014年我们成立了吉林省首家呼吸与危重症监护病房，并建立了省内首家鼾症门诊，开展了首例内科胸腔镜、省内首例肺移植等。”华树成介绍。

应放在医学人才整体框架下培养

“一切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一切伟大的攻坚克难，都需要人才的积极参与。”在雷光华看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人才培养还过于边缘化，“要放在整个医院的人才培养框架下进行。”

从现实的情况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医疗任务。“一个优秀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临床大夫，应该是医学专家、交流者、合作者，也应该是领导者、健康倡导者、学者。”李海潮表示，由此形成的“胜任力”，是优秀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临床大夫应该具备的重要特征。

湘雅医院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医院的目标，提出了八大体系的支撑，包括学科建设体系、人才培养体系、运营管理体系、医学创新体系等。

“人才培养体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大体系。”雷光华介绍，新时期的湘雅医院人才培养体系由四大工程来构成。“这四大工程分别是福庆人才培养计划、孝骞人才引领计划、飞凡人才引领计划和振翩人才引智计划。”

“例如福庆人才培养计划中，针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人才的培养，医院非常注重对医护人员‘三基’技能的培训；在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特别是呼吸与危重症的救治方面，这些技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雷光华说。

“重点提拔，普遍培养；以点带面，全面提升。”华树成认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制度保障，并在实践中加强新老医生的传帮带作用。

“重要的是培养职业精神。职业精神不仅是职业道德，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特殊时期医疗资源的合理运用，合理处理证据与经验，特殊治疗的适应性的严格把控，医护人员的合理防护，医护人员的心理和调试等。”李海潮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