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尚在放假期间的清华大学师生，通过电脑和手机共同上了一节网络公开课。课上，该校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为全校师生讲解了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网络成了人与人交流的最重要手段。随着各高校纷纷推迟春季学期的开学日期，如何利用网络进行远程教学，也成了高校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在国内各高校学生的手机、电脑屏幕上，类似清华网络公开课这样的网络课程将会反复出现。

只是面对这样的预期，我们准备好了吗？

“主角”与“配角”

2月5日，也就是清华这节网络公开课的第三天，教育部正式下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这也是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首次明确要求高校利用网络开展远程教学。此后，各高校纷纷出台推迟春季学期开学以及开展网络教学的通知。随之，一个难题也摆在了学校教务部门的面前——所谓的“网络教学”，究竟该如何开展？

纵观目前各高校下发的相关文件，不难发现针对学生的理论课程学习，基于网络的教学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即组织学生学习各大慕课平台上现有的慕课课程、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开展在线直播授课，以及通过微信、QQ等网络工具开展教学工作。除最后一种受其本身特点所限，很难成为“主流”外，其余两种形式究竟谁更适合于目前的教学形势？在采访中，《中国科学报》记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自2月初以来，三峡大学教务处处长董方敏便一直组织该校教师参加学堂在线旗下“雨课堂”平台，以及“超星尔雅”云课堂平台的网络培训。

由清华大学发起建立的“学堂在线”本身是一个慕课平台，但其开发的“雨课堂”更多侧重于在线教育，而“超星尔雅”云课堂平台本身就有在线直播的功能。换言之，在“慕课”与“直播”的选择中，董方敏更侧重于后者。对此，他并不否认，至于原因，他也说得很实在。

“在慕课平台购买课程是要付费的，大量购买课程的费用我们难以承担，这也是我们最初选择直播方式的重要原因。”董方敏说，尽管随着《意见》的下发，各大慕课平台纷纷承诺免费提供课程，但他依然倾向于网络直播。

原来，三峡大学此前曾采用慕课的形式，进行过一些创业类课程的教学，但经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好。董方敏分析，这与相关的线下辅导没有跟上，以及课程监督不到位有关。然而，在疫情时期，线下辅导与课程监督，恰恰是高校与教师最难做到的两点。

慕课有慕课的问题，直播也有直播的难处。

“如果通过网络直播教学，且不说相关的技术与平台是否成熟，仅仅需要学生统一时间集中上课这一点，在学生分处全国各地的前提下，就难以实现。更何况，网络授课同样难以保证学生的听课效率。”受访中，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张祖涛如是说。

与张祖涛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据他了解，国内一些高校在制定延期开学期间的教学方案时，依然按照原有的教学计划组织网上直播教学。对此，龙永红直言，这种操作的难度极大。“前期的软硬件准备就是一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保证大家统一上下课？又如何保证某些网络条件不好的学生正常接收信号？这些都很难讲。”

采访中，有高校学者表示，无论是以网络直播形式授课，还是通过现有的慕课课程学习，都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最实际的方式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混合式教学，这也是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高校通行的做法。尽管如此，这两种方式之间，依然存在着谁做“主角”、谁做“配角”的问题，而且这种结合也并不能掩盖两种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该学者表示，目前网络教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其实就是以慕课为代表的网络教育被我们长期忽略的必然结果。

“承认”就“够用”？

仅仅从数字来看，慕课在我国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201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慕课大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全国共有超过1.2万门慕课上线。不到一年，在此次出台的《意见》中，教育部已经提出将“组织22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2.4万余门，覆盖了本科12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18个专业大类”。

面对当前如此巨大的在线课程需求，现有的慕课课程数量是否足够？

据介绍，每个专业一般要有10门左右的课程，按一门课程两个学分计算，一学期大概需要20个学分。当前，一门慕课的学分通常在2个学分左右。也就是说，一个专业如果实现完全的网上教学，需要10门以上的慕课课程。而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共开设的本科专业数量为506种。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慕课平台现存的课程数量是足够的。这也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张祖涛力挺慕课教学的重要原因。

“至少现在来看，慕课还是最切实际、最可行的方案，让学生跟着现有的慕课课程进度走，难度也是最小的。”他说。

但如果考虑到课程的分布结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受访中，龙永红坦言，国内慕课在课程建设时并没有均匀的学科分布。“如果每个专业正好都有一两门核心慕课课程，这当然是最好的，但并不现实。”他表示，目前的慕课平台上，大量课程是素质类和人文类课程，真正的专业类课程，尤其是理工类专业课程总量并不多。

“更何况，普通高校的学生是否适应高水平高校教师的慕课课程？顶尖高校能不能‘看得上’普通高校的慕课？同时，一些教师能否心甘情愿地让慕课课程取代自己原有的课程？这都是问题。”他说。

龙永红的疑问，正是国内某重点高校教授刘浩最关心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必想得太复杂，在目前慕课资源已经公开的情况下，只要你承认它，它就一定够用。”刘浩承认，目前现有的慕课数量，的确难以满足各层次的教学要求，但在非常时期，如果自主权能够下放到教师，允许他们针对各自不同课程个性化地选择网络资源，同时辅以相应的网上辅导以及考核，现有资源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的。

然而，要做到这点，需要教育系统从上到下的配合，也就是刘浩口中所说的“承认”。

“所谓‘承认’包括三个层次，即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承认慕课在当下的重要作用；各高校是否承认学生进行慕课学习时所获得的学分，以及教师是否承认并接受慕课这种授课方式。”他说，“教育部下发的《意见》已经明确表达了对于慕课教学的支持，但就学校对于慕课学分的认定，以及教师本身的主动性来说，依然还有些现实性的问题。”

比如在学分的认定上，教育部曾多次鼓励高校承认慕课学分，但这其中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尚待解决。

“高校对于慕课的学分认定，是需要专门的审核委员会进行审核的。不同学校对于某门课程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都不相同，尤其在专业课领域，单一的某门慕课很难满足所有高校的标准。这也是被高校认可学分的慕课课程多为通识类课程、很少有专业课程的重要原因。”龙永红说，教师层面的问题则主要出现在思想认识上。“直到现在，相当数量的教师也并不认可慕课的教学形式，他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慕课达不到我的授课要求。”但在刘浩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借口和托辞。“骨子里的深层次原因，依然是对于网络教学的不信任。”

“以慕课为代表的网络教学已经在国内发展多年，早已不再是‘新生事物’，尤其是大疫当前的今天，它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近了。然而，对于很多教师来说，网络教学与他们的心理距离依然十分遥远，这背后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思考。”刘浩说。

关在门外的“狼”

对于刘浩的感慨，常年从事慕课教学的张祖涛颇为认同。

“以慕课为例，自2013年左右进入国内以来，看似声势很大，但真正将慕课用于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的，只占慕课的一小部分。”他说，大部分教师依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形式，这也造成了慕课目前“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处境。

作为学校教务部门的负责人，董方敏一直都在力推基于网络手段的混合式教学，但这么多年下来，他也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说白了，这还是一个导向的问题。”董方敏说，当教师已经习惯了一种教学模式后，如果外界既没有压力也没推力，仅靠一些口号是难以让教师行动起来的。而在大部分高校中，进行相关的网络教学方式改革，既不能给教师们带来切实的经济收入，也不能为他们的职称评定增加砝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教师自然不愿意付出精力。

然而，在采访中，很多受访者表示，此次疫情有可能成为我国网络教学，尤其是慕课发展的重要节点，因为“压力”已经来了。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两天，董方敏还在和同事聊起这个话题。“以前教师们不愿意尝试网络教学和混合式教学改革，但现在不同了，疫情期间所有课程只能通过网络进行，教师们也就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触网’了。”他特别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教师能体会到网络教学的好处，从而改变自己之前的想法。

除了对教师的触动外，对于整个在线教育产业未来的发展而言，此次疫情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不久前，某国内教育机构总结了可能由此疫情迎来新机遇的行业，在线教育平台位列其中。

该机构表示，线上教学模式在国外高校中已有应用，但在我国却仍处在摸索阶段。经此疫情后，会有更多线下教育转型到线上教育，更多资本也会涌入其中。这对于线上教育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拐点。

此前，教育部在发布《意见》的同时，也发布了一份《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息汇总表》，其中详细开列了不同在线课程平台的名称，以及疫情期间的服务内容。而几乎就在该教育机构发布信息的同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次发布通知，公开向社会征集在线课程平台，只要符合教育部提出的条件，就可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发布，供高校选用。

“从最直接的角度说，经过教育部文件的发布，很多此前默默无闻的网络平台可能由此受到关注，这对于提升网络教育行业整体的知名度大有裨益。”龙永红说。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对未来都如此乐观，毕竟有些问题是疫情也难以改变的，比如高校对于慕课学分的认可。

“慕课在国内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不愿承认学生学习慕课所获得的学分，这就导致学生难以产生学习动力，慕课发展也就失去了‘原动力’。”刘浩表示，如果高校允许学生在某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完全通过慕课在线学习，同时认可学生所获得的慕课学分，可想而知，很多高质量的慕课课程将马上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

如果刘浩的这一设想成真，其产生的后续影响也将是“决堤性”的——大量低质量的线下课程将被冲毁，一些教师也可能因此面临“失业”，高校的教育形态，乃至于整体的高教格局也将因此改变。

“若干年前，当慕课第一次出现时，高教界曾大呼‘狼来了’。然而，多年后的今天，高等教育的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这不是因为‘狼’没有来，而是因为我们把‘狼’关在门外了。”刘浩说。

自学的机会

交谈中，刘浩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场疫情发生在美国，当地高校也只能通过网络授课，他们的应对将如何呢？

“不敢说美国高校一定表现得比我们好，但至少不会像我们这样慌乱。”他介绍说，对于美国高校而言，由于恶劣天气等不确定因素而短期停课是很常见的。因此，他们对于停课期间学生通过网络进行学习有着完整的预案，这方面我国高校却是欠缺的。

此外，与国内高校目前面临的情况有些类似，在美国各高校的预案中，并不会因为停课而暂停学生的学习进度。教师会直接规定学生在停课期间的学习内容，课程恢复后也不会再补习停课期间学生的自学内容，而是按照原有的进度继续授课。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学生缺席某些课程后，教师是要‘补课’的。这种做法看似合理，其实存在一个问题——‘补课’强调的是教师的作用，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刘浩说，换言之，美国高校更多的是将学习重任放在学生身上，而我国却是放在了教师的教学上，这点很值得我们思考。

事实上，当前某些国内高校在制定疫情期间的教学方案时，已经有意增加了学生的自学比例。比如，龙永红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便在其方案中规定，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与疫情结束后的线下教学相结合。防控期间学生自学相关平台课程，并以教学材料为基础，开展教师线上讲解指导与互动研讨，实施双混合式的教学模式。

“学生以自学为主，同时教师也并不缺席，而是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和素材，并通过网络与学生讨论，加以指导，这就形成了多方的联动。”龙永红说。

在龙永红看来，此次疫情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培养学生形成自主学习习惯、意识和能力的好机会。“借此，我们可以指导学生如何利用网上资源，在教师的帮助下查找资料，并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进行知识的摄取与补充。对于大多数的国内学生来说，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

受访时，对于国内高校过分倚重教师的授课方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但他同时坦言，指望一次疫情中的“临时抱佛脚”，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这方面他“很悲观”。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没有背后的各种压力、前面的各种预期，是很难持久开展自主学习的。”李锋亮说，比如，这次疫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宅”在家里，看想看的书，写想写的文章。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用手机刷屏，无所事事，这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我更希望此次疫情能够成为一系列变革的起点，其间的种种改革与努力不要因为疫情的消散而中断，如此，我们的努力才能获得实效。”李锋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