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慧 殷梦昊 张思睿 金雨丰 温瑞琪 来源: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0/12/9 2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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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李郁芬:参与原子弹研制后,又做出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

 

李郁芬走了。

12月8日凌晨2时42分,复旦大学教授、原子能材料专家、激光物理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参与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李郁芬,因病逝世,享年92岁。

在熟悉这位老教授的复旦师生眼中,她有着超凡的科学家品格与风范。有学生称,她是自己遇过的最好导师。李郁芬学生、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表示,在李郁芬眼里,没有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什么。

在儿子张左之的印象中,小时候的他,有时会和父亲去接母亲李郁芬下班,却不知道母亲所从事的具体工作,自己也曾疑惑“为什么我的妈妈对原子弹这么熟悉?”通过各种公开渠道,他才慢慢了解到母亲为国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妈妈总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从不多谈此事。”

没有冷板凳、热板凳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回忆起李郁芬,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脱口而出这句话。在他看来,这句话是李郁芬思维的准则,她一辈子就是按这个信条来做的。

徐雷说:“在她的眼里,没有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什么。”

1958年,复旦组成代号为“58中队”的研究队伍,在教授吴征铠的指导下,开展分离同位素研究,为研制原子弹提供基础技术,李郁芬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制造分离膜元件的技术,同时该技术被这些国家列为重大国防机密并严禁扩散。

“58中队”的成员边干边学,不断摸索前进。无论是从研究本身还是从研究条件来说,这项工作都无比艰苦,有的工作甚至还相当危险。从1958年到1961年,他们坚决服从国家需要,坚持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原子能材料专家。

1961年11月,“58中队”全体研究人员连同仪器设备集中到上海冶金所会战攻关,代号为“真空阀门”,李郁芬任第三大组组长。

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所说,这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和任务外的任何人(包括配偶)谈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名发表文章,要从此隐姓埋名。时隔多年,李郁芬参与的成果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2名获奖人员中,有李郁芬在内的原复旦“58中队”成员共4位。他们的重大贡献,终于为世人所知。

回到复旦后,李郁芬的科研工作并未止步,她参与了其他诸多科学项目。

她原来研究的是原子弹分离膜,从1970年代开始,她从事激光器件、激光光谱及激光医学方面研究工作。“其实是转了一个行当。”徐雷解释,也是因为祖国需要。当时,复旦从各个学科抽调力量来攻关激光,原本学化学的她,转入光学。

1970年,由物理系、物理二系及化学系抽调部分教师成立了“7051”科研组,李郁芬是大功率激光器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她领导的科研组在197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这比国际第一台染料激光器只晚了约两年,这项成果于1977年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儿子曾疑惑:为什么我的妈妈对原子弹这么熟悉?

参与研制原子弹,李郁芬做好了当一辈子无名英雄的准备,面对最亲密的丈夫和儿子,也始终守口如瓶。

儿子张左之回忆,自己出生不久,李郁芬已加入“58中队”。小时候的他,有时会和父亲去接母亲下班,却不知道李郁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那时,李郁芬的科研工作极为繁重,时常深夜才回家,有时干脆住在学校,张左之和弟弟只能由保姆陪着。

到了读初中时,他出于兴趣,借来一本关于原子弹的书。那是由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莱斯利?R?格罗夫斯所写的《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

见儿子看得入迷,李郁芬分享了些对原子弹的了解。张左之很纳闷:“为什么我的妈妈会对原子弹这么熟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在张左之记忆中,这一直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他也是通过各种公开渠道,才慢慢了解到母亲为国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妈妈总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从不多谈此事。”

1980年代,李郁芬因研制原子弹获奖,尽管她很高兴地和家人分享喜悦,却依然不提当初的工作细节。“保密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在她看来,这件事就是不能说。”张左之说。

在学生面前,同样如此。徐雷等复旦激光教研室的学生们只知道,系里有一个严谨、认真、刻苦的老教授。她不是博导,但时任校长的杨福家特批:李郁芬可以70岁退休。这时,学生们恍然大悟,原来她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当后辈好奇问起原子弹,李郁芬总是笑笑。“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

“如果不去参与原子弹中关键的分离同位素技术的研究,李先生肯定能发表更多学术文章。”复旦教务处副处长应质峰说,因为名额稀缺和年龄原因,李郁芬没能获聘博士生导师。不过,李郁芬本人不以为意,仍潜心教学、指导研究生工作。她亲自指导许多博士生、博士后,所带出的学生有两位成为复旦的教授、博导,另有多人在国内外从事科技工作。

学生:李先生是我遇过最好的导师

每个人在回忆李郁芬时,几乎都会提到两个印象——校车和方便面。

几十年如一日,李郁芬每天坐校车往返于复旦和徐汇的家里。有阵子校车停运了,她就乘地铁到国权路站,再走过来。

在学校,她几乎都待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中午只吃一碗方便面,办公室因此堆满一个个装泡面塑料袋的纸箱。做科研,李郁芬经常一干就是通宵。一次实验,从6月30日晚上做到7月1日,她笑言,“我又为党献了一份礼”。

她的生活极为简单,对待学术却又极为严苛。

徐雷在复旦读研时,李郁芬是所在的激光教研室“学术三巨头”之一。在他的印象中,李郁芬极为认真,极为严格,无论是开科研的会,还是教研室开会,经常都能听到她犀利的提问,她要求学生做的读书笔记必须规整。

1989年,应质峰回到复旦任教。当时,李郁芬已超过60周岁,但是依旧保持工作的状态。在她努力下,复旦成为四家单位之一,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开展团簇研究。几年后,国外同类研究获诺贝尔奖。

“李先生一直很好学。”应质峰感慨,李郁芬七十多岁仍坚持到校学习、工作。为更好查找资料、参与科研,她还在古稀之年自学网络技术,那个紧盯电脑查看计算结果的老者背影,让见者至今都无法忘怀。

课题组里的师生参加会议或作报告前,李郁芬总要先听他们讲一遍,无论是PPT还是内容,都会指出需改进的地方。

1994年,现任复旦物理学系教授的赵利进入复旦攻读博士后,加入了李郁芬的课题组。他说:“我1999年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对方要求先提出一个研究方案。我写了初稿后,李先生帮我完善许多,包括英语句子在内。”

赵利说:“李先生是我遇过最好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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