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无人区的秋夜，天空格外高远，仰望满天繁星，你会充满无限想象。科学家王驹喜欢这样的景象。那晚，他带我们看天，指着“北斗七星”说，你们慢慢看，它的勺把一会儿会不会翘起来。这时，年过半百的他有些孩子气。他说，无数个夜晚，他就是这样，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无垠的天空中找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

35年三代人，只为找到这个北山

越野车带着我们前往北山，车出嘉峪关市，一路往北，树木逐渐变成低矮的灌木，继而是些零星的骆驼刺、芨芨草，再往前就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山。

和我们同车的北山基地负责人之一苏锐，望着车窗外逐渐荒凉的景色，告诉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草原和胡杨林了。

正在我们感到不解的时候，他指着不毛之地的石缝中冒出的一片梭梭草和几棵长不大的胡杨树说：“看，我们的草原和胡杨林！”他说，每当队员们长时间从无人区工作出来，第一眼看到植物时的兴奋，就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这样叫出来。原来，这是他们心中的草原和胡杨林，在无人区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感知着生命的顽强和活力，营造着心灵的绿洲。

一路上，我们看到大石头上写着“汉武大道”“霍去病路”“卫青路”等，感到十分好奇。后来王驹告诉我们，当年他们进出北山，根本没有路，每次全凭司机的记忆，会不会迷失在茫茫戈壁，全系于司机的方向盘。所以当那条车辙压出的土路终于成型的时候，大家毫不犹豫地用司机李国军的名字给它命名。在这里，他们给所有被车压出的路都起了名字，而那些路名里透出的是一种英雄情结。

开过100多公里遮天蔽日的扬尘路，越野车停在这个叫北山的地方。这里正在建设我国首座高放核废物处置地下实验室。

核工业产生的核废物的99%，属于中低放废物，经过一段时间后，放射性物质就会衰变成为无害物质。只有剩下的1%属于高放射性废物，对它如何安全处置，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通俗地说，安全处置高放废物，就是挖一个深坑埋起来。但这坑在哪挖，挖什么样的坑，怎么挖，怎么埋，埋了以后如何管理，如何保证其长久的安全性？这些就是前沿性的科学问题，为了找到北山这个理想的研究场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团队的三代人，整整奋斗了35年。

1985年，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徐庆国研究员，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世界上部分地质专家已转型从事核废物地质处置研究，深感惊讶的他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地质研究不只是找矿。如果说核工业是一条首尾相接的产业链，找矿就是“首”，而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就是“尾”，只是那时，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而徐庆国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国家核工业的不断发展，这项事业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回国后，徐庆国从5000元开始，成立了高放核废物处置研究组。如今，他早已退休，接力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王驹，30多年来，从青年到花甲，无论是面临经费短缺，科研逆境，还是人员流失，王驹都选择咬牙坚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加入进来。目前，该院陈亮等人已接过接力棒，继续推动我国高放废物处置事业持续向前。这支研究团队已发展到68名成员，其中27名拥有国内外博士学历，所学学科涵盖地质、水文地质、缓冲材料、工程技术研发、安全评价、工程管理等，现已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00多项。他们成为活跃于国际高放核废物处置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

北山是怎样被找到的

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定要建造一个高放核废物处置研究场址，建造的首要条件便是确保万年级别的安全。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找到一个地质条件“一万年不变”的地方，摊开地图，举目四望，这个地方在哪里？

科技界有个说法，上天不易，下地更难。要找到坚固完整的岩石地质条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先用排除法，从全国五个候选区中确定了西北的北山地区，接下来就是艰苦细致的考查工作了。先从地面入手探知地下几百米深处的地质情况，再通过打深井提取岩芯，进行科学评估分析。当年参与野外选址的陈伟明说，从1996年起，他们就在茫茫戈壁上开始了长期的野外地表勘探采样工作，那时，他们用的是最笨的土办法，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地图上标注的每500米一条间隔的路线，用脚一点一点去跑，每天早上揣着几个馒头，坐着四处透风的吉普车，一颠就是一天，回来时，背着石头，满脸满身全是灰土，互相笑对方只露出两只眼睛。就这样，他们硬是用人工的方法，将这里的地质情况一丝不漏地弄清楚，为后续地质打井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2000年，第一口地质调查井开钻了，他们兴奋无比。用他们的话说，打一口井的成本太高了，一定要做得更稳妥些，让打出来的岩芯与他们的预判更相符。功夫终不负他们的努力，第一口井非常成功，许多年来，他们已陆续打了几十口井，积累了完整的科学数据。35年，三代人用他们人生最好的年华，为国家找到了理想的核废物处置场址。现在，在国家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北山项目渐渐成为国际智慧汇聚的平台，吸引了世界同行的关注。

找到北山也找到人生坐标

走进北山，我们听到关于这个团队的许多故事。王驹涉足高放废物处置，看似有些偶然，但在心底里仍是一份事业的召唤。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一次地质学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了大量关于核废物处置的研究论文。由于喜欢探究问题，他就想要弄清楚核废物地质处置到底是什么？带着问题，王驹遍览凡是能找到的国内外书籍、文献，那时28岁的他，已是“我国南方花岗岩外带型铀矿成矿规律研究”项目负责人，他的学术之路本来很顺，但他选择放弃，义无反顾投入到高放废物处置研究组的工作中。当时我国这项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开展十分困难，当许多人的热情消退，纷纷转行时，王驹始终选择坚守。

在这里，我们采访到一批青年科研人员。陈亮，原本在法国已有稳定工作，但当他听了王驹的报告，直接在会场找到王驹，表达了加入的意愿。从奥地利回来的赵星光博士，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高放核废物处置，当他知道这份工作的意义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甚至都没想起要问一下待遇问题。还有季瑞利博士，这个生活中丢三落四的人，却把工地上的贵重设备，整理得清清楚楚，并成为高端设备的使用专家。毕业于清华的博士马洪素，一个文静姑娘，却是岩石实验室的负责人。还有王锡勇博士，一个跑前跑后，乐于服务的基层管理工作者，还有在团队里收获了爱情的高敏，还有罗晖、田霄等人——这里集聚了一群想干事，能干事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北山，往往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季瑞利创造了45天连续工作的纪录，赵星光的妻子结婚好多年都不知道他是有假期的，他淡淡地说，既然休不了就不说了吧。这里的每个人都吃过变了味的菜，烂了的水果，他们的住宿从最初的帐篷，到车厢房，再到彩钢房，直到现在有了宿舍房。每天一身汗臭，舍不得用88元一吨从外面拉回来的水洗澡。在这里，过的是没有手机信号，与世隔绝的日子，娱乐生活就是数着星星看月亮，冬天拉回来的水常常在水箱中就冻成了冰坨。

问起这些年轻人，干这件事不枯燥寂寞吗？王锡勇的回答让我印象很深：“这辈子做了这件国家需要的事，到老了，想起来，心里会很踏实。”

而在中核集团地研院院长李子颖看来，这就是责任和担当，北山团队敢于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动力，就来自于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热爱，这也就是北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