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什么叫大师？探索未知、攻坚克难是大师；以身作则、授业解惑是大师。在实验室里，他们是科研尖兵。在讲台上，他们是良师学者。他们是科教融合体制下的先行者，也是肩负科研当下和未来培育的带头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科大教师”。本刊自本期起将陆续报道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2019年国家级奖项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讲述他们潜心科研和教育的历程。

“你看过《居里夫人传》吗？”

电话的另一边，温柔的女中音带着亲切地询问，如同在与自家子侄辈的平日闲谈。在缓缓的叙述中，一个物理学家的成长轨迹如同黑白的老电影，尽管光影声色有所欠缺，却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像居里夫人一样

人的一生，或波澜壮阔，或风平浪静，总归与时代大潮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尽管各方面依旧不太富裕，却已经有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蓬勃生机。文化上百花齐放，思想不断得到解放，大量的外文译著在饱含热情的文学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变成广大老百姓都能够读得懂的通俗读物。人们开始走出村庄，双眼望着连绵的大山，心中挂念着辽阔的大海。

这时候的黄梅，也只是个普通的山娃子。尽管只是小学生，但她捧着大哥买给她的《居里夫人传》，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迄今仍记得书中讲述的，是居里夫人在艰苦条件下完成研究的故事。年幼的她，还不懂什么是物理，什么是物理学家。她不懂，却被书中的居里夫人深深地感动。“那个时候，居里夫人在我的心目当中是女性的榜样。”

从此，物理学成为她心中一个遥远的追求方向，居里夫人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故事在她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哥哥告诉她，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梦想就从历史故事变成了现实，物理学逐渐成为她朦胧而遥远的追求方向。“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伟大的物理学家，探索未知的物理世界。”

她并非生而天才，但梦想有了土壤便会生根发芽。从中学开始，她的数学、物理成绩都比较优异。高中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物理系。16岁的夏天，她第一次走出大山，见到了平原，进入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

梦开始的地方

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对黄梅来说，就是“物理梦”开始的地方。在大学期间，她发现自己尤其喜欢量子力学，于是她就不断地从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反复研读。在接触到量子力学以后，她又对现代物理也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总之，通过书籍，她尽情汲取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成果，成为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之一。

她的努力和热情被刘连寿教授默默地看在眼里。刘教授一直在留意本科生里的优秀学生。因此，当黄梅在大三下学期，和历届学生一样面临着考研、就业的选择时，刘教授选择了她和同级的另两名男同学作为粒子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粒子所）的预备研究生。

自1978年著名的物理学家刘连寿教授在该校组建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室，粒子物理研究所便成为国内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和强相互作用物质相结构领域最早、最大的研究所，也是华中师范大学两个最闪亮的“牌子”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下，黄梅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就已经实际修读研究生课程。每周，她都要和同学们一起，自学英文原著，每人给老师讲一章节的内容。刘教授听完后，也会和他们探讨。大四下学期，黄梅跟着粒子所的研究生们一起学习由德国柏林大学的孟大中教授讲授的高等量子力学。后来，粒子所举办一次国际会议，正是这次不一样的经历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前沿的研究氛围。

90年代初，中国整体的科研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相当不容易。好在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匹配，中国的整体科研水平在20年来也有了质的飞跃。后来，黄梅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再一次遇到了当年来国内参会的几位国际顶尖物理学家，当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会议的情形，纷纷对中国的经济、科研发展速度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最初的梦想

1994年，黄梅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刘教授在亲自授课一年后，将黄梅分配给自己的得意弟子庄鹏飞教授。庄教授如今也是国内学科领域内德高望重的专家。由于庄教授当时还在德国工作，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远程指导学生，黄梅也由此进入强相互作用物质相结构的研究领域。

尽管如今互联网发达，但回忆过去时，她仍不免感叹当年治学不易：“老师给我一个题目和一些文献，我就自己在那吭哧吭哧地读文献。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互联网，有时候我需要去科学院在武汉的物理和数学研究所里找文献。那个时候，获得文献非常不容易。不管怎么说，我慢慢地就学进去了，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那摸索，就对这个领域也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在黄梅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庄老师推荐她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赵维勤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

赵维勤研究员的父亲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是我国加速器之父，也是全世界首个反物质（正电子）发现者。赵维勤研究员本人则师从“氢弹之父”于敏先生，是洪堡和马普双料学者，这在中国甚至世界上也极为罕见。自1964年7月起，她一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理论室工作，是当代杰出的高能核物理学家。

当时，赵维勤研究员负责李政道先生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各项事务。黄梅借助着老一辈物理学家们建设的平台，经常参加“中心”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因此，在博士阶段，她了解了很多学术前沿进展，扩充了知识面。慢慢地，她进入理论物理中的高能核物理领域研究，如今她已在该领域浸淫了二十余年。

博士毕业后，她又回到硕士阶段导师庄老师的课题组里，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做了两年博士后，在原有的研究领域内进一步深入。得到国际上认可后，陆续得到德国洪堡基金会和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基金的资助，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黄梅没有考虑过在国外找工作，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国外生活。“从客观来讲，我是在国内受的教育并且拿到了博士学位，也就没有萌发在国外寻找职位的念头。”因此，她2006年回国并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小组，成为一名职业的物理学家。

回想最初的梦想，她说：“虽然跟自己的偶像伟大的居里夫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也算得上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居里“夫人”不好当

身为女性物理学家，赵维勤教授对黄梅来说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表率。在博士阶段，黄梅在庄教授和赵教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相比于庄教授较为宽松的要求，赵教授明显要求更为严格，总希望她做得更好。

“我想其中的原因，也许是赵老师非常清楚地知道，作为女性，要想在科学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的。”黄梅试图分析两位导师的态度差异的原因，这个结论或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2018年《自然》杂志官网刊登文章关注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性别差距。数据显示，在科学职业的每个阶段，女性人数都会下降。2016年，硕士生中女性占53%，博士生女性比例则为39%。NSFC杰出青年学者奖获得者的女性比例更是下降到14%。截至2017年，中国科学院系统科研人员中仅6%是女性。

在很多发达国家，女性科学家比例偏少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国外，女性科研工作者会有政策上的优惠。以德国为例，一些重大科研基金的申请明确规定必须要有女性科学家的参与，否则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在很多考核和评审中，女性科学家的比例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

中国方面并没有明文规定女性比例，老一辈物理学家里优秀的女性科学家也很多，包括黄梅比较熟悉的高能所理论室的张宗烨院士，自己的博士导师赵维勤研究员，中科大的陈宏芳教授，等等。因此，黄梅在国内开会研究时并没有感受到性别压力。但是在国外开会，尤其是偏理论的会议，一个会场有时可能只有一两位女性物理学家，这时候她会觉得自己像个中性人。

黄梅回忆她读博士那个年代，一位她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明确地跟她讲过，他拒绝带女博士生。到了她这一辈，以及比较年轻一代里，从事理论物理的女性也比较少。现在她经常会听到同事抱怨女博士生不好带，她自己也确实会对自己带的女性博士生不自觉地要多关心一些。

今年5月，自然指数公布疫情期间不同性别的科研贡献差异。文中分析了著名预印本平台30万余份论文预印本和注册报告的数据，发现女性第一作者投稿的比例在arXiv和bioRxiv平台上保持稳定，在medRxiv中的比例从2020年2月开始下降，占比从2019年12月的35.9%下降到2020年4月的20.2%。文章提出，在把科研工作搬到家中后，女性学者更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照顾家庭，也因此会面临学术产出的减少。

“作为女性压力主要是来自婚姻，还有养育孩子。”黄梅结合自身经历说。她提出，很多女性科学家迫于家里的压力和年龄的现实读完博士以后马上结婚生子，放弃研究了。

对立志从事科研的女性来说，她们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来维持对科研前沿的跟进。黄梅认真地计算了一下时间：“生育确实对女性的科研工作很有影响，前后至少得有3年。如果这3年到4年的时间，女性的科研工作没有跟上，而是歇着的话，那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重新赶上，因为科研前沿是在不断变化的。”

从宏观来看，女性科学家确实存在更多需要面对的挑战。但这对黄梅影响并不大，她将其归因于自己从小担任班干部，自身也比较中性的缘故，并感恩双方父母及兄弟姐妹给与的支持：“在科研上不管作为男性还是女性都面临同样的压力。”

始于做梦，终于坚持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科研的道路上都只是探索者，都需要日复一日的积累和创新。高能核物理的研究领域跟粒子物理、宇宙学、天体物理和凝聚态都交叉，领域很宽，涉及的问题很多，新发现和新理论频出，黄梅必须时刻追踪国内外科研动态，每天进行文献阅读和积累。偶尔也会有找不到研究的突破口、遇到瓶颈的时候，她就研究国内外文献。这也是她用来教导学生的“师门秘技”：“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将阅读文献培养成自己的日常，并结合自己的科研兴趣来追踪文献，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够克服科研过程中的瓶颈。”

黄梅喜欢说“幸运”。无论是在成长道路上得到名师青睐，还是在职业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抑或是在事业上升期获得国家级奖项，她在话语间都对自己的“幸运”心怀感恩。但她深知，这种幸运并非来自上天垂怜，而需要用自己的持之以恒来创造。

由于理论物理的学科特点的特殊性，黄梅的科研工作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她来说，不是每一项工作都能得到学界的认可，不是每一个理论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她相信坚持的力量，她说：“有的人当然很厉害，每个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我不是那样子的，一定要在某个方向上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做成系列，才可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从整体的科研水平来看，国内高能核物理领域的发展欣欣向荣。一方面得益于人才引进，大量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取得成就后与国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很多从事核物理的中国学生，通过在美前辈的引介，得以参与到重要实验中。其中，不少优秀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

另一方面是中国正在建造属于自己的科研装置。目前，国内的高能核物理的实验数据仍需要依靠国外的设备。但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对撞机，就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如美国、德国、俄罗斯的实验数据形成互补。由于不同的重离子对撞机，其覆盖的能量区域是不同的，在自己选取的能量区内尽可能出更多的科研成果，也是各国科学家们展开竞争的赛道。为此，黄梅和她的同事们一样，一心扑在高能核物理研究中，片刻不敢懈怠。

为了作出成绩，她没有太多的业余时间，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教学和科研上。“感觉事情忙不完。一直都在忙，忙着科研，忙着教学，当然还会有一些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需要处理。”偶尔陪着孩子在户外爬山、逛博物馆，对她来说就是难能可贵的放松机会。

坚持，让黄梅在回国10年后为自己争得了桂冠。当她得到学校通知，知道自己成为国科大2019年新引进及新进“国家级优秀人才”时，她并没有太激动，她说：“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些奖项的意义。我知道‘杰青’对年轻人的重要性在于它在青年快收尾的时候，获得的一个含金量比较高的认可……做学术虽然一直在求索，但不是所有工作都可以产生影响力。工作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运气成分。正好碰到了好的题目又做了出来，或者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被认可——我还是非常感谢同行们对我的肯定。”

今后，她依然会沿着过去的路砥砺前行。当被问及是否会将参评院士作为之后的目标，黄梅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科研成就与各种职称挂钩，“做科研不能过于功利，我当前的主要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出更好更重要的理论工作”。

力所能及的正能量

一个人的一生，总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以黄梅为例，她曾是优秀的学生，如今是杰出的女性物理学家。她既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妻子，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无数从事教育的导师之一，也是《理论物理通讯》和《中国物理C》期刊的编委、核物理学会的常务理事，国科大物理天文学院联合党委副书记。她认为：“这些是属于为人民服务的角色。”

在科研领域内，作为专家，她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从2006年回国以来，她多次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级的学术研讨会，对手征相变、退禁闭相变及QCD临界终点，强相互作用量子色动力学对称性及其物质结构，强耦合夸克物质性质和量子色动力学相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

作为先行者，她积极培育学生的探索精神。2015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正式招本科生，作为理论研究者，她被认为更适合从事教学，于是她走上讲台，讲授“理论力学”课程。尽管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她认为教学相长，教学有时也能促进研究，二者相辅相成。“我觉得教学有教学的乐趣。因为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学生的青春和活力，会感觉有一股年轻人身上都有的冲劲儿。”

对研究生，她也有着自己的期待：“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对自己有一定的期望，拥有自己的理想，并能刻苦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接近自己的目标。”在科研方面，黄梅希望学生一定要有主动性，有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冲劲儿”，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

除了学界的日新月异，黄梅还要面对着来自公众的质疑——受限于较高的学科门槛和各种晦涩难懂的物理学名词，公众对高能核物理的认知相对模糊，不时存在一些质疑之声。在社会舆论之下，黄梅认为自己更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科研成果让高能核物理为更多人认可：“我们的很多工作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从理性的科研价值的角度来决定所实施的工作方案，最大程度上保证可行性，以实现它的科研价值。”

尽管理论物理距离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远，很难直接地说出科研项目与社会生产力提高之间的具体关系。“高能核物理在目前的确还很难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不像5G技术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它是一门认知世界的科学，是研究微观世界的重要基础。”因此，她对高能核物理的发展充满了自信和憧憬。

黄梅为人低调，除了能够在官网和科研网站上找到她的工作履历和论文成果，很难在互联网上找到她的其他信息。但她确实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耕耘，推动学科发展。她谦虚地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可能说一句话就会引起社会反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觉得就行。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老师，让身边的团队成员和学生感受到正能量，成为一个能够让人尊敬的老师，我觉得就很好。”（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