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的一生，18岁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迎来自己的成人礼。

2003年，我国正式宣布与统一高考相配合，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如果将此时的自主招生比作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那么如今他也行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成人礼”。

只是，这一幕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了。

今年1月，教育部下发通知，决定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自主招生在经历将近18年的探索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突然终结，让很多人在吃惊之余，也多了一份反思——18年间，自主招生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又留有哪些遗憾？

更重要的是，作为自主招生的“继任者”，在今年正式启动的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强基计划），又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趋于成熟的制度

如果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效果做一个评判，其最直接的标准无疑是该模式是否让高校招到了更优秀的人才。为此，多年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副研究员黄晓婷领导的小组曾开展过一项实证研究。

“我们选取了一所国内高校，调取了该校2005年~2009年间所有通过自主招生和高考录取的12712名新生在大一期间的GPA（平均学分绩点），并比较两类学生在大学学习的成绩情况。”在10月20日于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政策研讨会上，卢晓东表示，经过比较，在这5年间，该校通过自主招生入学学生（以下简称自招生）的排名进入年级前15%比例，要大大高于通过高考录取入学的学生（以下简称统招生），两者平均相差在10%左右。如2009年，自招生中有22.8%的学生进入年级15%，而统招生的比例只有10.8%。

与此同时，在各年级、各专业年级后15%的比例中，统招生的比例则大大高于自招生，尤其在2008和2009两年，统招生进入年级后15%的比例分别为22.5%和23.3%，相比之下，自招生的这一比例却连续两年为零。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成绩。

在卢晓东、黄晓婷小组完成上述研究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莉萍团队针对同一所高校的2016级部分抽样学生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当年自招生的高考成绩显著低于统招生，但前者在大一期间的全部课程成绩都要优于后者，而且获得自主招生加分越多的学生，其学业成绩越优异。

“这至少说明在这所高校，自主招生是非常高效的，也录取到了更多的优秀生源。”卢晓东说。

在此次研讨会上，对于自主招生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的作用，与会专家基于多所高校的实证研究，给予了认可。

“可以说，自主招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除高考外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及人群最多的招生制度改革，经过18年的探索，已经从刚开始时的边缘、弱势和不成熟状态，慢慢成长为一个基本成熟的改革形态。”发言中，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进表示，这一变化从近几年学界关于自招的论文数量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自招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大量论文都是关于这次改革的，并以批判性文章为主，但这两年的核心期刊中，关于自主招生的只有十几篇，其中还包括我的几篇。”刘进说。

刘进表示，不可否认，自主招生政策直到被废止之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总体而言，自主招生在后期，随着各高校对自主招生认识的深入，以及组建了专门化的招生队伍，在选才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更重要的是，作为涉及数十万学生命运的重要招生模式，自主招生一方面激发了高校的招生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的各种计划，也有效弥补了高考招生在区域以及贫富阶层之间的公平性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胡浩曾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不计港澳台）被原“985工程高校”录取的考生数据。结果显示，当年“985高校”自主招生招录数量全国排名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山东、四川、河北、江苏和湖南。其中，仅山东一个省的招录数量就达962人，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占全国招录总量的14.3%。

“众所周知，山东、河北等省份是典型的考生众多但优质高校资源贫乏的省份，自主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省份的优质高校资源不足问题。”刘进说。

然而，行将“成熟”的自招改革，却在最后一刻被叫停。

取消背后的原因

在今年年初，教育部宣布取消自主招生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于自招所出现的问题做了如下概括——

近年来，自主招生面临一些新挑战和新问题，包括招生学科过于宽泛、重点不集中、招生与培养衔接不够、个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规范、个别考生提供不真实的学科特长材料等。

在刘进看来，上述问题更多地属于“技术性”问题，是可以通过局部调节进行克服的。自主招生所出现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正如他所说，自主招生在大的方面可以弥补高考招生在公平性上的一些缺陷，但自招本身却常常面对公平性不足的苛责。

“自主招生开始之初，有许多人都在建议先不谈公平，只谈效率，从选拔人才角度这当然没错，但事实上，历次考试招生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大多出在公平性问题上。正因为所有人都站在公平性角度批判它，最终才导致政策的死亡。”刘进说。

在这方面，卢晓东针对高校的调查可以提供一些佐证——被调查高校在2005年~2009年间，自招生中农村生源的平均比例为5.4%，而统招生中的相应比例则为16.4%，两者相差超过10%。

“这是10年前的统计数字。此后，各高校和教育部通过各种专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公平性，但公众的印象已经形成。”刘进直言，在一个新的招生理念中，公平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也是自主招生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

此外，在考试命题与测评能力方面，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表示，相较于高考命题的严格性和科学性，目前几乎没有大学具备不拘一格又精准选材的命题能力，绝大多数大学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完善的自主招生考试组织保障体系。真要做到理想的自主选材，大学必须投入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培养“伯乐”，动员大学教师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研究中学生。

由于高校自主命题水平有限，使得一些校外机构可以摸到这些大学自招考试的某些“套路”，并针对这些“套路”逐一攻破。“最终的结果便是一些学生之所以能通过自招进入高校，并不是因为自身优秀，只是花钱学到了这些‘套路’。”陆一表示，这种培训产业的繁荣给自主招生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同时，通过对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加以比较，陆一还发现，自主招生在不同层次高校中所表现出的效果是有所差别的——只有少数顶尖大学的自主招生被验证有效果，非顶尖大学的自主招生效果则模糊不清。

“在此前的调查中，有高考录取分数在全国位列50名左右的高校招生办人员表示，对自主招生政策的终结‘乐见其成’。”陆一说，究其原因，对于这个层次的大学来说，统招考分的区分度是比较有效的，凭借高考分数已经足以录取到相应数量和水平的学生。然而在自主招生中，这些高校的招生部门不得不承受来自校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于是，自主招生便成为了一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又效果不明的存在。

“在被取消之前，全国已有约90所高校拥有自主招生资格，但由此看来，真正需要自主招生的高校规模可能要远小于这个数量。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究到底什么样的学校有足够的能力和需求，在高考的基础上细筛人才，为今后的改革政策提供学理支撑。”陆一表示。

多样性的困境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自1895年我国建立第一所现代大学开始，各高校所采取的招生模式便是自主招生。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高校单独招生出现困难，才转变为南北方几所大学联合招生的模式。

1938年统招开始实行，但三年后，该政策便无法持续下去。“这三年相当于一次实验。”储朝晖说，结果表明，统招在当时情况下无法满足所有高校以及相关考生的需求。于是在此后的1942年~1951年期间，国内大学可以同时采取6种方式进行招生，其中包括学校单独招生、联合招生、区域招生、委托招生、成绩审查以及保送免试。

“如果单纯从招生角度说，当时的招生方式是比较符合招生原生态的。”储朝晖表示，直到今天，各国高校的招生模式也在向多样化方向演变。然而，在1952年，我国再次实施了统一招生。1955年后，基于统招的招生情况，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曾提出是否可以恢复联招，但未能实现。统招也由此成为了除“文革”时期外，我国高考最主要的招生模式。

“统招与联招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不同。”储朝晖表示，统招主体表面看是高校，但实则是行政部门在主导整个招生工作；但联招的本质却是几所高校自主确定考生的来源和评定标准，其主体又回归高校。“前者代表的是考试制度的统一性，后者则代表着不同高校间的多样性。”

对比历史，储朝晖表示，自主招生被取消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便是高校招生中的多样性被破坏了。毕竟在自主招生的背景下，高校还有一部分权力，可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人才，然而在统一的高考模式下，学校却只能通过考试成绩这一条标准选择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高考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宏观的方式，试图解决单个高校所面临的微观问题，这显然是低效率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从短期看应该恢复自主招生，而从长期看，则是要实现完全的招考分离，让高校自己决定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储朝晖说。

“不能仅用高考这个时间点的成绩判断是否招收和培养一个人，而是要根本性地认识到，人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需要创造某种环境，让多样性自由发展和生长。”在发言中，卢晓东也如此表示。那么，接替自主招生的强基计划，是否可以实现多样化的目的呢？

需要继承的“遗产”

过去的一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文雯一直在美国访学。那段时间，她曾对麻省理工学院（MIT）本科生的专业设置情况进行了仔细的了解。

“在MIT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本科生自由选择专业、跨专业学习存在任何障碍和门槛。”文雯表示，他们曾针对MIT全体本科生进行统计，发现目前该校总共4500多名本科生中，有1140名学生都学习了同一个专业——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EE），这一比例已经接近该校本科生总数的1/3，这足以证明MIT的本科生在专业选择上有多么“自由”。

此前，卢晓东也曾分析过超过2000位两院院士的成长样本。他发现在接受了研究生教育的院士群体中，仅19.1%的院士在同一院校接受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其余院士均有校际流动经历。

“无论是MIT的实例还是院士成长路径分析，都初步证明了学缘异质性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具有关键价值。实现一流本科教育，就要把学生推出去。从创新人才成长视角出发，‘本研一体’模式蕴含人才成长的线性思维，本身是不利于优秀人才培养的。目前的强基计划对本硕博连读的强调，非常可能把优秀学生长期困在一所高校，这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反而是不利的。”卢晓东认为。

然而，接替自主招生的强基计划，目前最需要克服的难点也在于此。

在储朝晖看来，强基计划与自主招生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后者实际上的操作和运行主体是高校，而前者则更强调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所谓的‘基’，指的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战略。”

正因为如此，在自主招生模式下，各校可以拿出各自优势学科与学生进行匹配，但强基计划的学科选择则有固定范围。至于这些范围能否和学校自身的优势学科相匹配，并不能确定，这本身已经限制了很多高校的多样性选择。

更重要的是，强基计划的本质是针对基础性学科的“降分录取”，这就决定了在培养的全过程中，教育部学生司和各高校不倾向于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和转专业。否则，强基计划就有可能成为学生进入名校其他专业的“跳板”。

只是这样一来，强基计划便与强调学科综合的通识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呼吁应在条件适合的时候，以某种形式恢复自主招生。但由于自招政策刚刚取消，相应的观念反思和制度重建还远未结束，短期内自招重启的概率并不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已经消失的自主招生，是否应该为刚刚起步的强基计划留下一些“遗产”？

在刘进看来，如果说强基计划可以“继承”某些自主招生模式的“精髓”的话，那么最应该继承的正是自主招生模式中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以及学生在择校、专业选择以及专业调整中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缺乏流动性也是目前强基计划最需要克服，同时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一大障碍。

“简单地说，所谓流动性，就是在确保强基计划不沦为‘跳板’的前提下，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使不适合当前学科的学生‘走出去’，把适合的学生‘请进来’。”刘进说。

卢晓东表示，现阶段完善强基计划的方向，是增加强基计划的学生流动性，允许强基计划的学生在基础学科各专业内部转专业，从而有限度地使学生流动起来。然而，由于某些相对冷门的基础学科专业和院系担心学生流失，严格禁止任何学生转专业，导致即便是这种有限的方式，也未能全面实施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论是高等教育发展潮流，还是人才培养的自然规律，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学生的自主选择权都应该被尊重和提倡。从这个角度说，未来强基计划要想实现专业性与学生自由发展的统一，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卢晓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