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志伟

履职7年，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已提交了3份关于科技伦理的议案。通过相关部门的回复，他明显感觉到国家正逐步重视科技伦理建设。2017年提交第一份议案后，有关部门的回复很常规，当时也未引起高度关注，但这种情况在2018年发生了很大改变。“有关部门开始真正重视科技伦理问题了，他们多次联系我并讨论相关内容。”

“既然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来了，科技伦理问题未来肯定会受到更高的重视，对它的研究发展肯定更快。”包信和很有信心，但他还是希望科技伦理的研究再深入系统一些。于是，今年两会期间，他又提交了一份相关议案。

“大家都知道撒谎是不道德的，但幼小的孩子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撒谎？有时，我们不得不说些善意的谎言，那么这算不算撒谎，什么情况下我们能说？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道德层面上升到伦理层面。”面对《中国科学报》抛出的科研伦理问题，包信和形象地举了个例子，以说明科技伦理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的差别。

包信和强调，科技发展需要伦理，这样才能使科技更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造福人类。但不应把科技伦理和科研诚信混为一谈。因为科研诚信问题属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有明确的规范和行业准则，而科技伦理涉及科技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为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这些需要在伦理的层面进行反思。”

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科技的不确定性及其隐藏的风险也日益凸显。

以纳米技术为例，包信和介绍，当纳米粒子小到一定程度时，便有可能进入人体，与体内细胞发生反应，有些甚至影响到人体安全和健康。那么纳米技术还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这需要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一起讨论和研究。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强调要加强科研伦理建设。“科技伦理和科研伦理本质上是一回事，前者的范围更广一些，更加关注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包信和告诉《中国科学报》。

为此，他建议，应该从国家层面设立权威的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制定一系列原则、规范，在重大科研项目决策上发挥科技伦理的指导作用。如果再发生类似“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专业委员会便可以正确疏导，避免社会恐慌。

更关键的是，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应该相互学习、互相配合。未来，包信和希望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一起应对科技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科技伦理贯穿于科技发展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