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   毛光勇摄 

■本报记者 陈欢欢

“中科院研究所分类改革方向和思路正确、效果显著，但是再往后要下决心进入深水区，否则改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小凡2月26日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王小凡是我国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1982年通过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赴美留学，现任杜克大学医学院药理学和肿瘤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教授。他说：“我一直很感谢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长期以来，他积极为中国的科教事业建言献策。

201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提出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四种类型，对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分类改革，确立四类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各自不可替代的定位。

近年来，王小凡担任了多个中科院研究所和卓越创新中心的国际评审专家，也曾参与3个卓越创新中心的建立和遴选。四类机构分类改革究竟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又有怎样的挑战？《中国科学报》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王小凡。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四类机构分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王小凡：中国科学院这次深化改革既是按照中央和国家要求进行的改革，也是使命感和危机感造就的改革，目的是找准定位、突出特色、提高国家经费投入产出比，使科研院所在中国下一步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真正起到国家队的作用。增量改革比较容易，定量改革相对困难，中科院此次的改革确实是在啃硬骨头。从5年来的改革措施看，中科院改革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白春礼院长等领导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布局未来科技发展方向，深入思考，针对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科研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的措施。

例如，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瞄准国家重大需求，以创新研究院的组织方式，从源头向下游，全链条组织攻关，引领产业和技术发展。这种组织方式充分体现了中科院系统的优势，从实际产出看，确实作出了许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有的贡献。

卓越创新中心试图解决科研最前沿领域原创性不够的问题。中国科研领域存在低水平、重复、碎片化发展等问题，据我了解，现在甚至存在高水平重复的现象——在容易发“大文章”的方向跟风，实际并无多少创新性和引领性。如果只依据影响因子评价科研，就很容易被“大杂志”的编辑牵着鼻子走，这对一个国家的科研来说非常危险。

卓越创新中心希望建立不跟风的科研文化，通过制度要求，加强思想碰撞与交流，鼓励科研人员放弃轻车熟路、跟踪性的工作，而去挑战那些过去想做不敢做甚至导师都没做过的研究。中心唯一的判断标准是科学价值和创新性，从评价体系上扭转过去“唯论文”的状况。同时，提供一定程度的稳定支持，让科学家更专注于科学问题，少分心争取经费，最终形成以原创为荣、敢于挑战的风气。这对中国科研的未来大有裨益。

我参与了3个卓越创新中心的创建，遴选委员会以国外专家为主。遴选时，专家组采用高标准要求科研单位，主要关注科研活力和创新性，同时明确规定，不能只进不出，进入之后并非“稳如泰山”，一旦掉队变成跟踪性研究就得出局。

大科学研究中心和特色研究所也有各自独特的定位和针对的问题。因此，从顶层设计和组织架构来看，我认为四类机构分类改革目标明确、思路正确。

《中国科学报》：作为这项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你了解的情况看，改革效果如何？

王小凡：我觉得效果显著，在基础研究上提高了创新能力，在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上形成了合力，充分发挥了大兵团作战的作用，亮点颇多，初步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以我比较了解的上海药物研究所为例，早些年我们评估时觉得大多数研究组单打独斗、发小文章，平台也未达到国际水平，科研成果距离企业转化应用相去甚远。这能做出什么药呢？该所第一批进入中科院创新研究院的建制，我认为非常适宜。药物研发需要全产业链条的配合，不可能一个研究员从头做到尾。研究院重新组织了整个药物研发链条，保证每个环节都有最好的人才；打造了国际标准的研究平台，从组织形式上支持平台产生重大成果。如今，药物创新研究院的一批新药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临床，其中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新药已经顺利完成临床三期试验，即将上市。

卓越创新中心的建立对人才培养，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培养大有益处。2013年，一直在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工作的覃重军被遴选到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此前他曾做了一项很优秀的研究，当时便提出继续做这一工作。评审专家询问原因，是能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还是仅仅因为技术上的可行性。没想到，他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后，放弃了以前的方向。5年后，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首次把酵母所有染色体人工合成为一条，证明单条染色体酵母仍可在正常条件下复制生长，颠覆了科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传统认知。在转型过程中，他失去了部分资助，但在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交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答卷。

我参与创建的3个卓越创新中心都实现了初衷——鼓励原创。当然，从目前看，原创性工作的总数还不够多，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思想碰撞、观念转变和制度建设的过程。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四类机构分类改革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下一步还有哪些挑战？

王小凡：评估时，常有研究所汇报自己的辉煌历史，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我总是说，辉煌历史应该变成发展的动力，而不能用来阻碍现在急需变革的必要性。科学在进步，学科在更新，研究所和研究人员也要戒除惰性、动态调整、更新换代。

四类机构里面的特色研究所，是指那些真正有特色、在科学上有特别价值的研究单位，比如植物园。目前的特色研究所大多符合这一标准。但是，有些研究所确实在科技发展的长河中落后了、在自身的定位上迷失了、在国家层面上变得可有可无了，当然这类变化也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研究所应该适时重返国家队，不能想办法躲到特色所这把保护伞下。所以，接下来的改革需要下更大的决心，进入深水区，啃下硬骨头。定量改革已经很难了，减量改革难度更是巨大。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彻底完成改革目标，否则不能完全实现改革的初衷。

实际上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好苗头，但星星之火未呈燎原之势。据我所知，有些有魄力的研究所已经对考核不合格的科研人员实现了转岗，甚至淘汰；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在卓越创新中心考评不合格，在动态调整中出局，失去了中心的资源支持，部分程度上优化了资源利用。

科学界跟商业界的共同点在于，竞争是无情的。在商业界，“僵尸企业”是国家的大包袱，不能用公共财政来养，科学界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改革的难点在于，研究所“该瘦身的瘦身”，研究人员该转型的转型，让中国科学院真正成为满是精兵强将的国家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