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唐（王之康摄）

被誉为“1号院系”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毫无疑问是国内数学教育的一座圣殿。这里走出过张益唐、田刚、张平文等数学大家，而许晨阳、张伟、恽之玮、袁新意、朱歆文等后起之秀也被誉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

然而辉煌难免与争议相伴，包括“黄金一代”在内，北大数学才子们纷纷出走美国的现实，令人遗憾的同时也不免反思。

11月16日，张益唐现身2019未来科学大奖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谈到了中国的数学教育，也谈到了北大数学系和天才们的人生选择。

他相信，属于中国数学人才的“时机”已然到来。

《中国科学报》：包括你在内，北京大学走出了许多数学名家。究竟是北大数学系成就了这些数学家，还是这些有潜力的数学人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北大？北大在这些数学人才的成长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益唐：两方面的因素都有，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北大的基础、名声和治学精神本身就能吸引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现在看来，这些人又反过来成就了北大。我的情况稍微特别一点，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才获得成功，但是这一代年轻人的路要顺利很多。我相信他们是非常有希望、非常有潜力的一代。

《中国科学报》：这“黄金一代”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涌现？

张益唐：历史和科学都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另外这也跟他们的研究方向有关：正好这个时候这个方向也应该有所突破了。从长远来讲，我对北大数学系的年轻人很有信心，相信北大未来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数学人才。

《中国科学报》：你也提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比较坎坷，但是后起之秀们的道路就平顺很多。这是时代原因还是个人际遇？当今青年学生所处的环境与你当年北大求学的时候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张益唐：我分享一个以前没有讲过的故事。好多年前，北大数学系1978级一个学生干部问丁石孙先生：为什么我们这级还没有出人才？丁先生的回答是“时机还不够”。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北大的学风非常好，对学生的训练啊什么的，各方面都好，但是整体来讲我们80年代的水平跟国际整体水平相比差距太大了。到现在我都能会想起一批批老师出国以后，看到国外的研究状况，那种急迫的心情。

而“黄金一代”以及更年轻的北大学子，他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的水平跟国际相比差距已经不大了。丁先生当年所说的“时机”，如今已经大不相同。

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好。就是过去整个社会风气比较看重物质，很多聪明的小孩会考虑学数学能不能赚钱。但我能感觉到，至少在比较好的高校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中国科学报》：这些年，你与国内数学界和青少年学子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也在北大开设了暑期课。怎么评价北大目前的数学教育现状？

张益唐：我就觉得这帮小孩聪明得不得了，虽然是本科生，水平已经跟研究生差不多了，让我措手不及，这个“种子工程”是很了不起的。

另外，北大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最好的老师都来给本科生上课，这一点很重要。你别觉得微积分谁都能教，懂的人或许很多，但能教好是很不容易的。现在还有一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地址就在北大，这个中心的科学家也有给本科生教课的，这个事情就非常好。

《中国科学报》：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提升和数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张益唐：对中国的数学教育如果要提出一般性的建议，那你也知道，只能是空话。我只是希望北大能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去做，然后作为一个榜样带动其他学校也把这块做好。

我们国家的数学教育会自然地提升，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但你要让我出一个新招，照着我说的做，就能迅速提升，这我说不出来。

前几天，我妻子给我看了一篇报道：北大张平文院士说，要“保护”天才，而不是“培养”天才。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尽管我们都觉得美国数学的基础教育很浅，但依然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在美国，如果发现一个孩子有数学或是其他天赋，他们会对这些孩子有更高的要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不会埋没他们的天赋。

但我也想，如果在中国办数学天才班等等，会不会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或者要求自己的孩子做天才？相对而言，美国的父母似乎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孩子资质平平。这里面多少有一点社会环境的因素在。

《中国科学报》：当你说“一步一步”的时候，就是否决了发展数学教育存在捷径和秘诀？

张益唐：应该是这样，没什么捷径。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看到，包括你，也包括“黄金一代”，这些北大培养的数学人才毕业后，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美国。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

张益唐：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社会更尊重个人的意志，也允许你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很多去了美国的人，以后还会回来。连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要不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