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改革开放、高考恢复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期，其中，尤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分水岭。这期间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历程，都是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并不多见的。

4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克服多重困难，取得诸多成就，而这些成就也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40年前，当时入学的大学生如今行将进入暮年，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用自己的半生付出，定义了当今“精英人才”的标准。如今，“00”后已经进入大学，他们也将是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精英人才”的主体。

那么，未来高等教育要如何发展，才能追得上时代发展所需要的“精英人才”的脚步？为此，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郭传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部主任

◎别敦荣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1.对比世界其他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国这一轮在高端人才培养领域的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潘懋元：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自1999年扩招以来，学生的数量增长快是一大显著特征。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高等教育四十年来的发展，我觉得是“大众化”。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时期，而我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大国。在过去，提到大学教育就会联系到精英教育，而在今天却不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精英教育，而是应该在精英教育之外，更加关注应用性教育，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这对于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十分重要。

郭传杰：这个时期的发展有两个特点很显著：速度快，规模大。一句话，确实 “做大了”。

一直以来，人们对此有很多批评。但我个人不完全认同。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没有一定的量，也难以谈质。当年，中科大坚决抵制扩招，那是我们根据中科大的理念、目标及实际状况做出的不跟风决策。但我不反对别人扩招，只反对滥扩招、盲目扩招、行政扩招。试想，如果今天大学毛入学率还在个位数，有多少农家儿女、寒门子弟会被拒大学门外？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建设哪有那么多高素质劳动者去支撑？

顾海良：“高速”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特点。

高速发展主要是指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9.8%；而据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毛入学率达到了45.7%。预计再过两年，我国就要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了。此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40%，但现在来看，我国2020年将会超过50%，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在20年时间里，从精英教育的中端走过大众化教育阶段，进而走进普及化教育阶段。现在，我国在校大学生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2.在您看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人才培养而言，过去我们取得的哪项成就是最具价值的？

潘懋元：回顾过去的40年，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扩招、在于学生数量的增加。而从未来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对于教育质量的重视和提高是更重要的，即高校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

所谓内涵式发展，包含课程、教学、教师三大因素，其中教师是重点，因为课程和教学都要靠教师来完成。要想培养出好的人才，就要重视内涵式发展，重视教师自身素质、能力的提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未来人才培养的最重要工作。

郭传杰：对我国未来的人才培养而言，我认为最具价值的成就是坚持了对外开放。大批学子走出国门，拓展视野，在跨文化的环境下，把中国的教育放到全人类教育文明的大格局、大棋盘上，学习、借鉴、批判、思考，这对我国的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顾海良：从现在来看，在过去4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就是实现了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解决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中高端劳动力的缺乏。

如今，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并不陌生，但在1999年我国开始高校扩招时，这一名词尚未产生。虽然有人说“现在大学生干了高中生的事，研究生干了大学生的事”，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中高端劳动力储备是最多的，这不仅让我国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也为现代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国是中高端劳动力供给在等产业提升，而非产业提升去寻找中高端劳动力。须知，中高端劳动力的培养至少需要十年、十五年，而产业提升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

马陆亭：经过40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的教育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一点还是源自高等教育录取率出现了跨越式增长，增加了解决以前遇到的问题的迫切性。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是，我们对高等教育规律性的认知增强了，不论是“双一流”大学、应用型大学的建设，还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都渐渐理清了思路。

对于规律性的准确把握，让高等教育能够适应并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依然具有吸引力。

别敦荣：最具价值的成就是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级专门人才。

数量方面，这些人才支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支撑了80多万亿元人民币GDP的经济规模。

质量方面要谈谈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是高等教育落后、现代化程度低。这不仅仅体现在硬件和技术方面，还体现在教学内容的落后上。经过40年的发展，我们的教学要求、所授知识的水平等在现代化程度方面均有了极大提高。

3.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最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其解决的难点又在哪里？

潘懋元：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而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教师发展的问题，同时要让教师回归教学之根本任务、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而这其中，如何让教师回到岗位上、投入教学中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解决教师问题中的难点所在。

教师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我们很多做法在引导上出了问题。教师评职称要搞科研、发论文，引导教师偏离了本应最为重视的根本任务——教学。所以，在2018年，中央也提出要去除“四唯”等，扭转过去做法的错误引导方向，为教师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这样的基础上，高校教师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养，将重心更多地投入到教学中去。

郭传杰：毫无疑问，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质量，就是说如何把已经做大了的教育做强。今天的许多高校就像一个处于街头闹市的胖人，因为胖而显眼，谁都要对他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因为胖，已发或将发的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疾患弄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焦虑疲累不堪。社会想让他变得筋骨强壮，他本人也想，但并非朝夕之功。对此，我认为只能综合治理、个案治疗。一方面，政府该支持的要支持，该放手的必须放手；社会要给予高校必要的宽容。另一方面，高校要根据实际，对症医疗，定性定位，强身健体。在此过程中，切莫只想到处找项目、找钱，而忽视了大学文化精神的培育。因为，大学文化才是大学强身固本的基础，大学精神才是现代大学的力量之源。

马陆亭：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最急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校的多元化发展。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将实现普及化，多样化需求和特征更加明显，高校的合理定位成为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需要加快实施分类管理工作。

虽然我们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之前教育思路的惯性影响将存在一段时间。而且，由教育的普及化带来的问题需要慢慢解决，不能操之过急。毕竟40年时间并不长，但我国高等教育录取率的提高对于提升人口素质的影响已经显现。而有些问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甚至不是一代人解决的问题。只要总体看好，就要允许高校自己摸索规律找到解决方法。

别敦荣：中国高等教育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是质量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使得高等教育大规模办学的优势和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其解决的难点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高校需要进一步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高校要通过教育教学改革，让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相关办学的资源和条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使得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有显著提高。其二是政府应进一步下放或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也是释放高等教育资源潜力所必需的。我们建立了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因为政府管得过宽、过多，高校自主权落实得还不到位，高校自主性还不够强，影响了高校办学潜力的发挥，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更大作用的发挥。

4.面向未来的20年，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人才应该具备什么特质？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距离培养这种人才，还有多大的差距？

潘懋元：我理想中未来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首先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为人的根本。其次，人才立足于世界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以及对文化的自信。教师要特别重视文化自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应在这一方面下功夫，起到推动作用。

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距离培养出上述理想中的人才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一段路要走。要想缩短差距，高校就要坚持内涵式发展的道路，重视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和建设。以最普通的课程为例，即便到了现在，依然存在“水课”等不良现象，这意味着我们在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上仍存在问题，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因此，高校要从组织好每一节课开始，注重内涵、提高质量。

郭传杰：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强，我国企业发展必将改变前40年以跟跑为主的局面，而进入并跑为主、领跑增多的新情境。要实现这样的前景，未来的人才必须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创造性的学习力、超强的创新力，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要培养大批这样的高级人才，目前的人才培养有很大的不适应，这就需要大学勇敢投身于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新浪潮，抓住新机遇，在变革中发展自己。

顾海良：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人才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我国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内在也是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因为这并不是对个人前途的判断，而是对国家责任和担当的判断，这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都在进行的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其精英人士的一种自然期望。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在这两方面的教育是比较缺乏的。比如，一些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是给学生上“最后一课”，但提及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并不多。要知道，只有具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才能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贯彻到底。

所以，从学生入学第一天到最后走出校门，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教育都应该贯穿高等教育的始终，而且也要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

马陆亭：科技的快速发展令未来更难以预测，就像十年前我们无法想象智能手机发展如此迅速。但无论怎样，高校依然以培养专业知识为主。此外，创新思维和知识技能也将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三者将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专业知识、创新思维和知识技能三要素如何搭配是每个学校都需要思考的。这也是我曾提出的结构化育人的理念。现下，单纯的知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培养下的思维方式。高等教育要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融和互补，通过结构化课程提升专业能力。

别敦荣：很难一概而论。如果一定要对理想人才下一个定义，我认为，高等教育在人才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这是需要高度关注、高度重视的。

创新型人才只有在创新型的教学活动中才能得到培养，所以高校的教学应当创新，教学本身要有创新性。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使我们的教学更能在人的创新素养上有作为、有突破。

本报记者温才妃、王之康、袁一雪、韩天琪，见习记者许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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