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的清晨，一位银发老人总会早早出现在清华大学科学馆310办公室。透着眼镜，一丝不苟地为新版《量子力学前沿问题》 敲下新修订的章节。
他就是理论物理学家、清华大学93岁教授张礼。从教71年，他至今仍站在讲台传道授业解惑。张礼教授长期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科研，退休后依然坚持工作，成为清华年龄最大的授课讲师。
清华大学教授张礼 澎湃新闻 邓依云 摄
71年从教之路：还没打算给这份“有意思”的事业设期限
“我喜欢啊！”当澎湃新闻近日问及坚持71年教学的原因时，张礼脱口而出，神情愉快，目光炯炯，“我就觉得干这件事有意思。”
他对澎湃新闻说，过去的春季学期，他刚给研究生上完《量子力学前沿选题》。
大二的韩同航虽然还没到选修该课程的年级，但他也在上学期“蹭课旁听”。“张先生为这门课花了很多心血，而且讲课深入浅出，思维开阔，很有激情，是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老师。” 韩同航说， 虽然先生已经90多岁，但无论从心态、精力、体力上都还很年轻，每次上课前早早地就到教室准备，课后也耐心仔细答疑，“有一次，我跟张先生从早上8点交流到10点，从人生经历聊到他对物理的理解”。
跟学生们相处总是愉悦，老人还没打算给这份“有意思”的事业设期限，张礼说，“只要脑子不糊涂，就会一直教下去。”
回顾从教之路，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的第一站从1946年开始，在刚刚复校的山东大学落地。“当时那是很自然的事。那时候，学物理除了教书，几乎没有别的出路，而我本来就喜欢物理，所以自然而然跟着教授去了山东大学。”那年，张礼21岁。
但战后的山东大学，百废待新，艰难任教一年后，张礼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次年前往美国进修。
秋天到达，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张礼和朋友第二年年初就决定回国。“当时一位中共党员朋友说‘咱们回国参加建设，参加革命，别在美国待着’。”张礼回忆，那时一腔热血，便在1949年初和这位朋友一起回国。他们先到当时还未解放的上海、青岛，在短暂停火的间歇穿越封锁线，一路北上奔到了天津。随后，张礼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担任物理系助教、讲师，由天津大学推荐、国家公派去苏联读研究生，在1957年调入清华，先后任副教授、教授至今。
偶像：“了不起”的费曼
辅仁大学教授让张礼和教育事业结缘，而让他对物理着迷，愿意一门心思扑在物理研究和教学上面的则是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一位张礼口中“了不起”的人。
“我以前在美国听过他讲课，他特别会讲，神到跟变戏法一样的地步。我本来就喜欢物理，一听就爱得更深了。虽然没时间搞物理科研，但我搞教学也是可以的。”张礼指了指办公室墙上的四幅照片，一幅爱因斯坦，另外三幅是各个年龄段的费曼。“在物理理论上，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就是费曼。”张礼说，他是真正的大师。
如何像费曼一样把课讲得让人痴醉？70余年里，张礼的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从“教懂学生”转变为“启发学生”。
“刚开始是我懂了，我会表达，表达给学生就完了。后来我觉得单表达不够，我要把讲的问题，在学术上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中间有哪些有经验教训也讲给学生，让他们获得启发。”张礼认为教出 “听话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前的中国，特别是基础研究薄弱的今天，需要培养的是有能力主动思考的学生。
以身示教，韩同航从张礼本身看到了他永不停歇的质疑和求问求学的精神。“我刚开始接触到张先生是在系里的讲座，当时就注意到讲座第一排经常会有一位老先生，他基本上每个讲座都会去听，并且常常提问演讲者。”韩同航说。
但张礼也并非从小就是爱问爱思考的学生，相反，他极其听话。“过去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强调让学生听话，不强调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维，而我就是这种教育最大的受害者。”张礼坦言，从中学开始自己就是班里最乖的学生，老师教的很快就懂，懂了之后考得也挺不错，但他知道自己不曾主动发散思维思考问题，“这对于做科研来讲，是很坏的习惯”。
要做会独立思考的学生
张礼教授称，有一件事一直是他心中遗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读研期间，学位论文的题目是福克院士出的，张礼克服困难把福克的方法推广到多电子—正电子系统。之后，学校物理研究所为他安排了一个类似博士后的位置，希望他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但可惜的是，张礼说，他不仅没有自己深入思考，也没有去请教专家。只是在一个简单情况算出数值结果就交了差。事实证明，此后一位美国教授用他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凝聚态的多电子系统，发展了“正电子湮灭谱学”。
“这位教授访问清华，在作学术报告时感谢了我，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张礼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另外，在做旋量演算方法研究时，张礼更加明明白白地看到，听话的习惯让自己局限于完成合作而不能“挑头”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在学术上做出来一些东西，比如获得周培源物理奖的旋量演算方法，是徐湛教授、我和张达华三个人合作完成，但把研究打开局面、有了突破的是徐湛教授。”张礼说。
70余年沧海桑田，张礼感受到中国教育正在挣脱旧壳，育人的方式在深层次地变革。
“70多年的教育，过去是一个框子，不容易改动。”如今的清华园，张礼格外欣喜，“学术活动多得一塌糊涂”。
他热切地等待着，当代有才华的年轻教授中间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走出一批大师。
张礼 清华校友总会 资料图
［对话］
澎湃新闻：您从教71年，如今已经93岁高龄还在坚持上课，为什么？
张礼：我喜欢啊。我物理理论上最崇拜的人之一就是费曼，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有一次听他讲课，我觉得这个人，特别会讲，跟变戏法一样，神到这种地步。我本来就喜欢，然后再一听他这么一讲，对物理的爱好就很深了。我肯定要搞物理。虽然此后多年由于担任行政工作没有时间搞科研，但一直讲多门课程。
澎湃新闻：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从教的呢？
张礼： 当初在辅仁念书的时候有位教授，他本来是山东大学的，后来抗战胜利了， 山东大学复校，他就把我带去。
当时很自然，学物理不教书干嘛呢？当时没有别的出路。我本来喜欢物理，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学校。战后百废待新，山东大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我待了一年。
后来，1948年秋天去了美国，冬天就跟朋友回来了。当时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朋友说，咱们回国参加建设，参加革命，建议我就别在美国待着。那年，趁着有一段停战穿过了封锁线到了解放区。回来以后我就在天津北洋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讲师。
澎湃新闻：70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您发现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环境有哪些变化呢？
张礼：70余年的教育，过去是一个框子，不容易改动。到清华后，当时的校长蒋南翔同志有一个看法，叫做“三阶段两点论”，三阶段就是学苏联是一个阶段，两点论就是它好的东西学，不好的东西我们就不学。 所以清华已经有一些修改，不过基本上还是苏联的路子，框子。
现在整个的环境跟原来不一样，学术氛围在这里，学术活动多得一塌糊涂。
但整个的学术气氛，气氛要由大师带出来，所以希望当代有机会有能力，有才华的年轻教授，能够快一点走出来一批大师。
澎湃新闻：您在70余年的教学经历中，教学方式和理念上有哪些改变呢？
张礼：我作为教师的起初的那个阶段，我就想着我得把学生教懂。后来觉得单表达不够了，那我要把讲的问题，在学术上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是怎么一个阶段，中间有哪些有经验教训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讲给学生，让他获得启发，就不只是给你知识，告诉你1+1是2。
澎湃新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中国创建(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也谈到过中国学生水平很高，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基础研究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基础研究是否还很薄弱？在人才培养上有什么改进空间？
张礼： 在人才培养上，跟我们基础教育有关系，让学生听话，学生就是学，不去强调他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维。这从中学就这么过来，我就是这种教育的最大的受害者。我是最乖的学生，老师都喜欢我，因为我很快就懂了，懂了就考的也挺好，我不去思考问题，深入思维。可对于做科研来讲，我的这种习惯是很坏的习惯。
本来我在苏联学习，学位论文在发展福克方法上有了进展。学校为我安排了工作职位期望我能取得更大进展。但我没有自己深入钻研、也没有请教专家，把大好时机错过了。我在学术上做出来一些东西，比如后来得周培源奖的项目，是徐湛教授，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张达华三个人合作。但后来打开局面、有所突破的是徐湛教授，不是我。
澎湃新闻：您现在在课堂上会怎么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呢？
张礼：因为我自己现在不再做科研了，所以我只能在学生的基础上来帮助他，这是我现在能起的作用。比如说我讲课，这个课本身就是属于把基础用到前沿，怎么用。我现在就希望能在学生的基础方面的思维上，还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往前闯，我帮助不了。只能给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澎湃新闻：您跟学生如何相处呢？学生会因为您德高望重而心生怯意吗？
张礼： 没有，我也没有那个架子，我也不想做那样的人。我是把学生看成自己人。
这个教学过程中，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学生对某个问题有很好的认识，我让他把稿子给我，我存在计算机，这些就是学生对我的反馈。我和学生是平等的，不是说我对他要高高在上，我始终把学生和我当成平等的。
澎湃新闻：接下来您打算还要教多少年呢？
张礼：只要脑子不糊涂，我就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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