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逢春

孙逢春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学习。现任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曾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车辆工程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电动商用车、充/换电站系统、车辆网等系统技术体系。在电动车辆系统技术、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充/换电站技术、车辆运行监测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何梁何利奖及省部级奖多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65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本。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40年前那次高考的亲历者，回望来时路，一切依旧是那么不可思议。恢复高考，给我这样一个求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还有我们那一代人，不单单是一次选择的机会，更是使我们度过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高考会回来的”

1958年6月，我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的一个偏远山区，家中总共七个孩子，而我是唯一的“读书人”。1972年底，我初中毕业后考入了临澧县四中，由于学习努力，成绩比较好，颇受老师的关注。当时还处于“文革”后期，全国的大学都停止招生，恢复高考遥遥无期，一切都显得十分混乱。当时在校期间基本不上课，而是“学工、学农、学军”，但老师不容置疑地对我说，“高考一定会回来的，你要抓紧时间学习！”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老师悄悄送了我几本书，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和《电工学》。就这样，原本藏在内心深处的考大学的“幻想”，再一次徘徊在自己的脑海。

严格说来，在我的中学岁月里，算得上真正读书的时间只有初二和高一这两年。进入高二之后，学校实行“半耕半读”学制，我们一边学习物理知识，一边学习、帮助老师修拖拉机和抽水机等农机具。正是这一段经历，练就了我现在较为突出的动手实践能力，现在研究新能源汽车，似乎又回到当年的“拖拉机本行”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稍微正常的学习秩序又被打乱了。年底高中毕业，我回乡干农活。修过农机，跟着大队书记去生产队“蹲点”，到县委党校学习后回家写墙报，还干过农业技术员，后来被派到县里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民办教师培训班学习。

没想到命运又跟我开了个更大的“玩笑”——因抱怨“劳动大学”的上课学习时间少，就被下放生产大队的砖瓦厂劳动改造，每周还要写思想检查。印象最深刻的是砖瓦厂里常年热气腾腾，温度很高，大家劳动时都是赤膊上阵，整张脸被烟气熏黑，只能看见两只眼睛。当时没人能体会我的苦闷，我常常在晚上一人爬到砖窑顶上，抬头数天上的星星。沮丧、失落、彷徨，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去向哪里……然而，就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

听说高考恢复了，我二姐就一直劝我要珍惜、把握好高考的机会，毕竟家里面就我一个人读书，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也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但我们当地对考生报名的条件很高，包括家庭政审、个人经历、政治表现等方面要求很严。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宣布恢复高考。但我却被告知，“劳动改造”者不能报名高考。后来，听说是我们原来的中学校长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说“如果孙逢春不参加高考，那我们公社会被‘剃光头’”。公社党委书记还特地专程向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汇报。副县长表示：孙逢春可以参加高考，但一定要考大学，不能报考中专。1977年11月底，公社派人通知我，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就这样，我成了全公社近800名考生中最后一位报名者，而当时距离高考只有3周时间。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匆忙，因为自己觉得原来的学习成绩好，“底子”打得牢。上学的时候还一直帮老师批改同学的作业，老师油印考试试卷的“钢板”也是我来帮忙刻制。另外，高中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学习。

由于复习时间紧迫，我只能抓紧每分每秒。但那个年代，农村不通电，晚上看书学习都是用油灯。那时每户人家每个月只有半斤煤油的限量指标，要想三个星期晚上都挑灯夜读，便只能集全家之力。当时已经成家的哥哥姐姐们，都把家里的煤油拿来供我复习。

就这样，我于当年年底参加了高考。但自我感觉考得不理想，虽然数理化科目考得还可以，但语文和外语填空题有很多没做出来。又因为在大队砖瓦厂劳动，信息闭塞，有关时政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考完第二天，我便开始新的复习，准备好来年再战了。

入学一波三折

参加完高考，父母就没有再提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怕我考得不好受刺激，只是没有明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高考后不久，村里发生了盗窃案，公安局来人办案，而当时村里读书认字的人不多，便让我当办案的临时书记员。由于自己对能否考上大学没多大把握，于是白天工作晚上复习，不再纠结已经过去的高考了。

过完春节后，有一天我跟着公安局的警员到小镇办案，晚上8点多刚取证回宾馆，正好撞见我二哥。原来二哥特意赶到小镇，一家家宾馆找我，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啦，邮局的人还在家等着呢。”当时的自己忽然觉得脑中一片空白，几乎难以置信！

听到消息后，我找附近警局的值班人员借了一辆自行车，赶紧回家。一进家门，就看到送信的邮递员居然还没走，母亲正在热情招待他。邮递员见到我就说：“把大学通知书交到你本人手上，我才放心。”当我接过录取通知书，一眼看到录取我的是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脑子里只想着：终于考上了！

后来听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一个盲人路过我们村，在我家讨水喝，他告诉我母亲，家里会出贵人。后来我录取通知书到了之后，这个盲人又来了，母亲图个吉利，高兴地给了他五升米和两块钱。可见我考上大学，母亲心中格外欢喜。

那一年的考试，我们全公社总共就三个人考上了大学，其中我的考分最高。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是分批送的，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当时整个公社第一个送到的。

原以为很快便可以如愿跨入大学之门了，但现实却并没那么顺利。

当时，初录之后还需要体检，那时我很担心体检出问题，因为我在1973年中考期间，曾得过急性肝炎，身体不适时，是物理老师亲自把我背到考场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又背回老师在学校的家让我休息，第二天继续背我进考场。当时我曾默默地想，唯有努力学习方能报此师恩。由于当时没怎么治疗，所以也不知道肝炎有没有完全治好。心想历经坎坷拿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如果万一有肝炎失去这次机会，自己是不甘心的。听说红糖可以缩肝，但要提前两小时吃，于是，我硬是委托两个哥哥筹集到一斤多红糖，在到达近十公里外体检地方之前，硬是将全部红糖干巴巴地吃下去了，腻得不行也只能喝点路旁池塘中的水，以至于现在再也不想吃糖了。

当时的我只想着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继续读书，这种迫切的心理可能只有我们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才有吧。

过了体检关之后，紧接着的政审好像也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曾经干过“伪保干事”，政审关恐怕不好通过，这让我忧心忡忡。

政审当天，生产队召开了近200人的社员大会，大家就我能不能上大学进行投票。投票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这么聪明的娃儿，不上大学多可惜啊！”“我们村里出个大学生，那可真不容易啊！”不少乡亲都认为，如果我能上大学，是生产队、全公社的荣誉。就这样，政审得以顺利通过。

终于可以去学校报到了。离家时，父母筹集了六块钱给我做路费，大哥帮我挑着生活用品和杂物，我背着个包，徒步39公里去县城汽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却没票了，只好花两角钱住了一晚招待所。第二天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到达长沙市溁湾镇已是晚上11点多了。当时学校负责接新生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接待点没人了。我就走过湘江大桥到了河东的湖南旅社，花5角钱在旅社的过道里凑合了一晚。

第二天，我顺利进入湖南大学，被分配在工程力学专业师资力学班，从此开始了我心向往的大学生活。

从收到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乘车来长沙报到上学，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身体也感到有些累，但心情却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我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希望！

感恩我的大学

初到湖南大学，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形容自己一点儿也不为过。从小生活在湘北山村，见到的不是大山就是小河，而现在，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高楼，这么宽的马路，自己的胸前戴着湖南大学的校徽，那种感觉真是无比兴奋、无比骄傲。

想起当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是将可能的学校都填上了，觉得只要录取就行，但是专业志愿选的就是自己较为擅长的数学和力学。当时湖南大学的力学师资班是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自己觉得高考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进入大学后跟人一比，才知道自己简直是“井底之蛙”，身边的高人很多，比如我们班的陈政清大哥等。在课堂上，老师常常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同学一起讨论、研究学术上的问题。

当时感触最深的是湖南大学的学风，大家学习起来真的是如饥似渴，所有同学都摒除杂念，认真学习。有时课程少，便利用空闲的时间，看遍了图书馆所有数理方面的书。当时学生中间盛行“看牛”一说。其实是当课程少时、稍有点空余时间，同学们会在岳麓山下、爱晚亭旁专心看书。一个小板凳、一顶草帽、一个书包、一个水壶，一看就是一下午，似乎是沉迷于书中而不能自拔。

大学的时光是非常值得回忆的，我到现在依旧非常感谢当时共同追梦、学习互助的一群人。当时的我无疑是班里面最穷的，借着助学金支持才能安心求学。即便如此，当时18块钱一个月的助学金，除去学校分发的14元钱饭菜票之外，剩下的4块钱全被我用来买书了。那时候对书的喜爱，对知识的渴求，学习上争分夺秒，那种求学的迫切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因为我来自农村，得到老师同学的许多帮助，所以我也总想着尽己所能为大家做些事，于是便主动要求担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为同学们服务。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0年夏天，家乡山区涨大水，家中被洪水冲得一无所有，班上的同学自发捐粮票、捐款来帮我渡过难关。可以说，我的学业就是靠学校助学金和同学的自发捐款帮助完成的。如果没有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我完成不了学业。如果没有当时在湖南大学打下的扎实基础，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所有这些，我一直记在心中，也一直鞭策、激励着自己，要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1987年我去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第一批与国外联合培养形式的博士生。当时我十分珍惜时间，经常提前去教室，或看书学习，或帮老师整理上课物件。在实习时发现了电动汽车这一新的发展方向，当时就感觉中国汽车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学成之后便毅然回国，就想主攻电动汽车工程和新能源汽车研究。回国时，我带的一个小型集装箱内全都是电动车资料和有关论文，当时的心情真是“学成未敢忘报国，愿以奉献谢师恩”。

40年过去了，那场难忘的人生大考，给我，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凡经历、非同寻常的异彩人生。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是激动与奋进，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李妍蓉、路圆梦、曾欢欢整理）

孙逢春（前排左一）     孙逢春（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