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判断如今早已耳熟能详。“说实话，这句话也要辩证地看。”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这么说并非哗众取宠，而是道出了地方高校用地紧张的“苦水”。

谁说“大楼”不重要？对于沈满洪工作的宁波大学来说，有一段时间，偌大的校园，放不下文科教授的一张办公桌。

曾经，高校里面“学生住读，教师走教”，师生见面机会少，更谈不上交流。近几年，很多高校相继出台了教授坐班答疑的规定。

“教师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去哪里坐班呢？”4年前，沈满洪刚刚接任宁波大学校长时，学校的生均教学行政用房标准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合格标准是14平方米，2013年我们学校只有13.65平方米。”浙江省其他的地方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学校用地紧张不仅困扰着地方院校，也让很多名校捉襟见肘。

2017年底，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北大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硬件方面，空间资源是制约北大发展的重要瓶颈。校园建设难以满足学校日益增长的各方需求，建设用地缺乏，土地空间严重不足。

一个更尴尬的处境是，没有“大楼”，“大师”也进不来。

每次引进院士，沈满洪都要在学校的地图上做“加减法”。“去年我们学校引进了两个院士，每个院士都有一支研究团队，还要安排实验室。算下来，一个院士就意味着4000平方米。”

“这都是不能省的成本。”沈满洪举了王淦昌的例子。1940年，当时的中国正在和日本血战，浙江大学辗转搬迁到了贵州遵义，王淦昌当时是浙大物理系的教授。他当时提出一个探测中微子的新办法，但是因为遵义的条件有限，方法有了，却没有实验室去证明，最后被外国科学家证明。“那次我们离诺奖很近，但与诺奖失之交臂。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沈满洪代表说。

在沈满洪看来，“大楼”与“大师”应该并举。“当大楼具备时，短板是大师；大楼不足时，大楼大师都重要。”

兰州大学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办学土地资源紧张和配置不平衡的问题，也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为此，经学校与地方政府协商，地方政府同意向学校划拨7500亩教育发展用地。

宁波大学的难处，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能理解。但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警惕另一种高校扩张的冲动。

“学校用地紧张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析原因。”熊思东说，“地方大学缺地，是政府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还是部分大学追求量的扩张的冲动难以遏制？”

熊思东举例说：“有些学校属于大行政，如果行政人员过多，行政办公用房肯定不够。如果有的学校不落实学术核心地位，以行政为主导，一定会挤占学术的空间。”

寸土寸金的厦门，2016年就制定了《关于厦门市高校建设用地标准的意见》，规定高校建设容积率必须达到0.65以上，下调生均教学行政用地标准，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指标，以增加更多的教学用房，缓解学位紧张压力。

“虽然我是大学校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为教育说话，我并不支持某些盲目扩张的学校向政府要地。”熊思东认为，大学一定要摒弃以量图大、以量扩张的模式，转向内涵式发展，转向提高质量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