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树民院士

“如果有这个倡议，呼吁公民去世后将大脑捐给中国人脑库，有多少人会积极呼应？”一见到《中国科学报》记者，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委员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便扑面而来。

从2008年开始参加两会，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此次来京，本人已经是参加了3届、第11个年头的“老委员”了。他提及，约3年的时间里，浙江大学医学院建立的中国人脑库已经收集了浙江地区的100多个大脑标本。“这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多中心的相互协作的脑组织库”。

从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始，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段树民院士便积极履行职能，建言献策于“中国人脑库”。他在提案中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尽快建立“中国人脑库”基地。利用死亡后人脑标本开展神经科学研究，对疑难脑疾病的确诊、发病机制的研究都至关重要，也可以提高复杂脑疾病的诊治水平。

人体标本被称为“无言良师”。在段树民学习生涯中，有一件事影响他至今。那就是，在他大学学习阶段上病理课时，讲课老师拿着一个因高血压所导致的心肌肥大的心脏标本告诉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首任医学院院长捐献的心脏标本。

在过去20多年期间，已有近20名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段树民强调，脑科学研究已成为新世纪最具有挑战性和机遇的科学研究前沿和制高点。当前，脑科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涌现，脑科学的研究面临重大突破的机遇，因此，国际发达国家都启动了相应的脑研究计划，中国科学家不能失去这个发展机遇。

“希望以此契机通过媒体再次呼吁，让政府和民众认识到脑科学的重要性。”段树民坦言，国内的脑神经科研队伍建设是很不错的，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完全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过去两年多来，脑计划的推动有很大的进展，也有很多有关“中国脑计划”即将启动的报道，但他仍担心这个计划今年能否尽快启动。

“大脑是人类罹患各种神经精神疾病的物质基础,因此,脑科学不仅是国际前沿科学，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身心健康的重要学科, 利用死亡后人脑标本开展神经科学研究是攻克脑疾病的重要手段。”段树民在谈话中指出，在我国，这个领域才刚刚开始，国内只有几家医学院开始建立中国人脑库的工作。此外，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几乎全部依赖于进口国外人脑标本，由于过程复杂、来源受限以及种族差异，在利用人脑进行复杂脑疾病的研究方面受到了阻碍。

如何才能将自己的建议落到实处，成了段树民多年以来经常思考的问题。首先需要改变传统观念，他建议，普及公民遗体捐献的意识和人脑库的价值，为此，自己也要做好表率，“一年前，我已经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去世后大脑将捐给中国人脑库。”段树民坦言。

“需要建立一部全国性的遗体捐献法律法规，并增设适应于人脑标本捐献的条款，规范捐赠渠道和程序。”段树民说，另外，国家在制定重大科研计划和科研基地规划时，对中国人脑库给予充分重视和支持，设立专项基金，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成熟的地区和单位建立3-5家有不同特色的（不同重要脑疾病）大型中国人脑库，为加强我国脑疾病和脑功能的机制研究、提高我国的重要脑疾病诊治水平、服务国民身心健康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