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变化，我国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如何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从科技创新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候任主席龚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荣军，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等5位科学家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深入交流。

基础研究要敢于“劈山建路架桥”

薛其坤是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佼佼者。2013年，他在清华大学率领的团队和合作者一起从实验中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近30年来物理学凝聚态领域最重要的试验发现之一。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奖委员会介绍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把他们的发现作为支撑诺贝尔奖的两个关键试验之一。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要从国家政策层面保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这是由基础研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薛其坤说，2018年1月31日我国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抓住了原始创新的“牛鼻子”，相信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机制和体制会逐渐形成。

薛其坤表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改进学术评价体系，使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能潜心研究。同时，还要面向国家未来发展，加强对高精尖试验技术的支持，比如在世界先进科学仪器方面加大投入。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调研，研究了100多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来自哪儿。1950年以前，只有1项来自大科学装置。到1970年以后，就有40%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比如大的天文望远镜，或者科学卫星、加速器。到了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高达48%。”吴季表示，在未来的世界科技强国竞争中，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比如说口径500米的射电望远镜，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最近5年的研发投入，我国很多科技创新走在了世界前列，很多基础研究成果成为高新技术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者现在应该树立自信，能够创建自己的技术体系去开展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有‘劈山建路架桥’的勇气，达到别人所达不到的制高点，然后在这个制高点上发出中国声音，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带动中国的高新技术应用研究。”曹雪涛说，以医学为例，这几年我国实施了传染病防控重大专项。如2013年的H7N9，从病源的发现、临床的救治、药物的研发一直到病人的标准化处理流程，中国被WHO树为典范。我国学者用了8个月的时间在《柳叶刀》等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

引导科研人员把科技成果写在生产线上

丁荣军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工作，从事轨道交通传动与控制技术的研究。这项技术也被誉为轨道交通的“大脑”和“心脏”。他的团队为“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成功商业化运行奠定了技术基础。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发挥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搞科技创新和协同攻关。”丁荣军表示，以“复兴号”的创新过程为例，整个研发过程大概花了5年时间，在五年前科技部就开始立项，组织了国内51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包括企业的创新中心，1500多名高级技术人员一起攻关，包括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另外，科技创新要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要面向老百姓的需求，在未来会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丁荣军表示，“在‘复兴号’上，旅客进到车里，美观与舒适度和原来的‘和谐号’相比有很大提升，动车运行的平稳性更好。为了使‘复兴号’更加人性化，为旅客提供方便，团队进行了多项技术创新，取得了1000多项发明专利。未来我们甚至希望无人驾驶技术也在动车上应用，窗口都变成家庭影院的电子屏幕，旅客一上去之后就忘记旅途的疲劳。”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动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把科技成果写在生产线上。”龚克表示，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政策，还有行动计划，极大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需要给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更优质的创新支持，更全面的技术转移机构服务，包括成果的评估评价，要打通各行业创新政策之间的壁垒，让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更加开放，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成果能顺畅地向市场和企业转移，使高校、科研院所成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源头。

我国科技创新的进展鼓舞士气，成就振奋人心，但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这是几位科学家共同的表达。

（本报记者 袁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