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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提供富国裕民的科研成果是科研机构最大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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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马识途(左一)接待李政道(右二)
“我听到伟大进军的脚步声,感觉到这个小小寰球在脚下颤动。中国大踏步开始新的长征了。” 四十年前,马识途参加完全国科学大会激动不已。他以有机会在科技先头部队的后勤部当一名勤务兵引以为荣,提笔写下:暮年烈士兮,望战旗之高飘而雀跃。伏枥老骥兮,闻鼙鼓之雷鸣而长啸。
现年104岁的马识途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和成都分院筹建负责人,经历过1958年四川分院的初建,1962年西南分院的扩大,1970年“文革”时代的解体,1978年成都分院的重建和复苏。“我曾为它而年轻,为它而发白,为它而欢欣鼓舞,为它而‘罪该万死’。” 马识途感慨于成都分院发展中时在时小、时聚时散、时乱时治的曲折道路。
比较改革开放前后成都分院的发展变化,马识途坦言,从大跃进到大调整,浪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受全国“大跃进”的影响,科研计划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无法取得真正成果,有成果也属于“献礼”性的,华而不实。当时又因建所太多而质量太差,队伍膨胀过快,泥沙俱下,招进不合格的人员,不适应科研工作,给后来精简带来了许多麻烦。
“初建时放手招兵买马,挂牌子,拔青苗,大刀阔斧的干是应该的,不那样怎么能打江山,为分院奠定基础?我从不为此而失悔。”马识途表示,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建立、跃进、挫折、复苏、腾飞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也一样。没有过去的弯路,就不会有今天的直道。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和反思,脚踏实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干,使科学事业更加平稳、持续、快速发展。
马识途对邓小平副主席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记忆犹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字字句句那么明确、亲切。”马识途说,党把我们当做国家主人,承认我们按照党的需要做好科学研究就算红了。党号召我们向现代化进军,副主席当我们的后勤部长。还有什么科学险关攻克不了的?
马识途认为,党中央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中央战略性考虑,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影响深远。科研必须与国民经济相结合,为国家解决在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科研问题,使科研成果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他表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立研究机构,要根据全国一盘棋的规划,明确科研方向,和大学、企业分工协调,避免争项目、争投资,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1978年3月,在四川省委书记杨超、马识途、刘允中等人奔走呼吁下,国务院批准同意恢复组建成都分院。重建的成都分院,迎着科学的春天,慢慢走向了崛起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数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014年通过验收的重庆研究院填补了重庆市中科院系统研究机构空白。2016年动工的成都分院新园区将聚集更多中科院创新创业单元,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和产业化。同年开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建成后将跻身世界四大宇宙线研究中心。此外,研制的地奥心血康胶囊,为冠心病和心绞痛患者带来福音,成为我国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的自主知识产权治疗药品。
“这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马识途强调,科研工作不能脱离政治,但科研机构不是党政机关,最大的政治应该是为国家尽可能又多又好地提供富国裕民的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的政治觉悟表现在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上。想搞好科研,一定要为科研人员营造一个宽松的、和谐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令马识途倍感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我国科技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到2025年,我国科技事业将迈上新台阶。我是看不到了,但还可以到成都分院新园区走走看看。”马识途希望成都分院在新时代迎接新挑战,进一步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奉献丰硕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