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不久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南开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曹雪涛任南开大学校长（副部长级），龚克不再担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重庆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张宗益任重庆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周绪红不再担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最近半个月，除了南开大学和重庆大学，还有8所“副部级”高校党委书记或校长履新。如果再加上非“副部级”的“双一流”高校，从2017年12月19日到2018年1月3日的16天内，已有11所“双一流”高校的党委书记或校长出现了调整。

对于大学密集换帅，舆论颇为好奇。其实，这可谓正常现象，每过一段时间，我国高校都会出现密集换帅的现象，因为目前我国高校校领导还实行任期制和任命制，到了任期后，由上级主管部门作出调整、任命，当某几所甚至几十所大学的校领导差不多同时到任期时，就会出现密集换校领导的情形。但这种现象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是因为如此密集地换学校领导，令大家对大学校领导究竟如何产生很感兴趣。难道不用听取师生意见吗？是否都经历了公开的遴选程序，还是就按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图任命？我国当前正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要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也需要对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进行改革。

我国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纲要》还明确，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此进行了重申，要求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从2011年起，为贯彻落实《纲要》，教育部在2011年和2012年曾启动大学校长公选，先后对5所高校的校长实行公开选拔试点。2013年，教育部在其公布的当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将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扩大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完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的选拔任用机制。但从2013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再进行新的校长公选试点。而社会舆论关注的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改革也没有实质性启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公办高校的行政级别被取消，所以，仍旧有“副部级”高校的说法。其间，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去官化改革广受关注，但现在南科大的改革已经纳入体制之内。

实行校长任期制和任命制，与高校校领导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因为有正厅或副部的行政级别。因此，高校校领导也被视为“高官”，对高校校领导的选拔、任命、管理，也就会沿用官员模式，包括限定任期（只能在一个领导岗位上干两个任期），以及交流轮岗。大家所见的是，一名校长在完成两个任期（通常10年）后，即便师生对其工作很满意，也不能继续再当校长，而要转为书记，或者到其他学校继续当校长；有的校长则在一个任期还没干完的情况下，就轮岗到其他大学或者政府部门。这对于防止官员形成自己的利益群体是有效的，但从学校办学来说，校长的短任期制并不利于学校的长期办学，可能会催生急功近利，希望尽快在自己的任期内出政绩的行为。在美国，校长的长任期制甚至是学校建设为一流大学的经验之一，比如哈佛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曾经担任校长40年。

但在我国，实行校长长任期制却有现实阻力，阻力就在于校长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这是校领导的首要身份，与级别对应的，是相应的权力和待遇（利益）。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是由大学理事会面向全球公开遴选的，在担任校长期间，他们享受相应的待遇，而一旦卸任，则不再有特殊的利益。因此，只要师生对校长的工作满意，遴选委员会也认为其适合继续担任，就可长期担任，这一方面使校长对遴选他的大学理事会、师生负责，另一方面也防止校长在任期内追求短期利益，而要着眼长远发展，为学校发展和师生服务。正是基于此，我国在《纲要》中提出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并切实启动了公选校长的试点。

建设“双一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战略，要实现相应的战略目标，需要大学尊重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这就需要按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认真启动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这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