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春晏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 发布时间:2017/7/21 10: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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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终身教授崔屹专访:那些指引向成功的力量

 

那些指引向成功的力量

——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崔屹专访

文/张春晏:本刊高级编辑

作为曾经的学生,崔屹是学霸中的战神,在哈佛读博,在加州伯克利读博士后,在无数人梦想的顶尖期刊《自然》、《科学》发表科研成果是家常便饭;

作为现在的发明家,崔屹团队的发明已经三次被《科学美国人》评为年度“十大创新技术”:2010年,移动式水过滤器;2014年,将低级废热转化成电能的电池;2016年,会制冷的衣服。

作为一名年仅41岁的斯坦福教授,崔屹已经培养近60位博士和博士后,在世界范围培养了40多位教授,崔屹预计在5年后,培养的教授人数将达到100位。

崔屹还是一位创业家。9年前,崔屹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安普瑞斯(Amprius),生产硅负极高能锂电池;2015年,崔屹和诺奖得主、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教授共同创办了4C Air公司,生产雾霾过滤产品。

崔屹也对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情有清晰的框架。

在未来,崔屹还将是一位投资家,把科研、创业、育人和人生阅历结合在一起,培育出未来的伟大科技创业公司。

崔屹还要成为中国创新的推动者,他希望创建一个国际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发挥中美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带动中国的创新创业。

崔屹说,科研、育人、创业、投资、推动中国创新做好了,然后就可以退休了。

四十不惑的崔屹,堪称成功。

崔屹并不把人生成功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智商因素,因为有无数天资聪颖的人最终碌碌无为。

崔屹认为,对于自己而言,坚实的科研基础、学科交叉的优势、专注的能力、持续学习成长的能力,以及斯坦福的自由之风,共同成就了自己。

TBR(清华管理评论):除了斯坦福教授、发明家这样的头衔,您还是一位创业家。您已经创办了第二家公司,跟我们讲讲您创办两家公司的经历。

崔屹:我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一直都在研究纳米。受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StevenChu的启发,我到斯坦福之后开始将纳米技术与电池的电化学结合起来做研究。

我们都希望手机充一次电能待机很久,电动车充一次电能跑很远。这就意味着电池的一个单位质量、单位体积要储存很多能量,对锂电池而言,要存储更大量的锂离子。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材料,使其结构能存储更大量的锂离子。现在手机、电脑、电动车的电池里面都是碳材料作为负极。我发明的硅负极材料,和碳材料相比,理论能量密度是碳材料的10倍之多。目前在电池中只做一个负极的取代,电池能量密度可以提高30%-80%。

2008年,我在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了研究成果,受到各界瞩目,风投、实业界的人纷纷来找我。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我创办了安普瑞斯(Amprius),把我发明的硅负极材料产业化。

创办第二家公司的直接原因,是发现国内的雾霾太严重了,而中国的大部分口罩对PM2.5不管用,个别过滤效率高的,空气阻力太大,戴了会缺氧。我是一个材料科学家,我想我一定要做这个,就发明出了一种纳米纤维的过滤技术,过滤效率特别高,空气的透气量大。在此基础上,我和朱棣文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叫4CAir。朱棣文教授2013年从美国能源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到斯坦福任教,我们在锂电池方面也有很多合作。4C Air去年底已经完成A轮融资,产品很快上市,公司总部在硅谷,中国总部放在深圳。

跨界之力

TBR:您非常年轻,才41岁,有那么多有用的重要发明,您觉得是天赋在起重要作用吗?

崔屹:天赋占一定比例,但更重要还是要刻苦——知识面要广,学科要交叉。在创造发明上,我觉得学科的交叉真的很重要。有的事情你没做过,不代表你不行,相反,由于背景不一样,你看同样一个问题的视角完全不一样。

刚到斯坦福的时候,我是研究纳米的,从没有研究过电池。我当时想,电池很重要,就从零开始研究电池,虽然那时候全世界可能还没有看到电池的重要性。但是我纳米研究的背景,对解决锂电池这个大问题,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开创了纳米跟锂电池结合这个领域,这个研究成果就让我获得斯坦福终身教授了。

TBR:您的很多发明,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学科交叉?

崔屹:是的。把自己的领域和新领域结合起来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你要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学新的知识,新的学科,了解新的领域,不断地学。当你的知识面广了,懂的东西多了,相互一交叉,很多创新就涌现出来了。做科研,有创造力,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刚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比较费劲。我开始研究电池的时候,了解电池领域大概花费了一年。现在进入一个新领域,可能花几天时间看一些资料就明白了。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新点子的灵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以前想一年不一定想得明白的问题,现在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能想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有些问题难度很大,就需要不断地想。

创造发明的能力就是这么不断积累起来的。我现在科研的方向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材料、能源、环境问题。

TBR:事实上真正愿意不断去跨领域的人非常少。

崔屹:领域交叉需要你首先要有兴趣,然后是不断地学新东西。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做久了之后,他这个领域懂的比较多了,就会进入舒适区。而要跨领域的时候,要学全新的东西,你会发现新领域一点不懂,甚至还得回想和复习以前学过的基础知识,把以前读过的书再翻开读。但会越学越快,因为学的东西多了,会融会贯通。洞察问题本质的能力会变强,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也会变强。

本质上公司创业和商业也是这样,刚开始是一无所知,慢慢想慢慢学,最后融会贯通。

TBR:学科交叉带来很多具有创造力的点子,但是科研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成效,这个坐冷板凳的过程会感觉寂寞吗?

崔屹:解决难度大的课题需要很长时间。我坚信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是有道理的,这种精神是有用的。我做纳米硅负极电池的研究,回头一看,我原来也就只花了10年时间,就出了无数的成果,在这10年间还成立了公司将该技术产业化。在我开始研究解决硅负极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不可能,就我一个人带着我的研究小组埋头做,一直做,现在全世界好多人都看好了这个方向的研究,很多理电池公司加入,不研究就落后了。开创新领域,领导世界研究的潮流,这种感觉多好。

TBR:科学家去创业,是另一种交叉和跨界,创业对于您做科研有什么影响呢?

崔屹:创业帮助科研。因为创业,我有更广的视野,也能发现更大、更丰富、更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我能选到更好的问题,这样做科研的时候更带劲。

我觉得学校应该多解决一些社会痛点问题,不能只做象牙塔里的研究。那种最基本的研究,即使没有应用,也需要一部分人去做。但是科学家也要清楚社会的痛点在哪里,去解决痛点问题。

TBR:作为教授、创业家,以后您再做投资,您觉得会有跨界优势吗?

崔屹:我想我应该会有很大的优势。我从技术的研发、产业化到公司的组建管理,都有切身体会,而且我对市场也有足够的分析经验,应该看公司能看得更准。我还可以投我自己的学生,我对他们非常了解。

TBR:您怎么分配研究、教学和办公司的时间和精力分配?

崔屹: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创业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每个教授都喜欢,即使在斯坦福,也不是每个教授都创业。研究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因为就教课而言,一门课程在发展之时,准备讲义、准备讲课要用很多时间,成熟了之后,每次所需要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多了。

自由之力

TBR:打开您的实验室网页,实验室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Yi Cui Lab”,这种感觉真不错。在斯坦福,教授们有很高科研自由度的同时,学校对教授创业或者专利产业化有什么特别的支持吗?

崔屹:美国的教授被称为老板,因为全部自己负责。研究课题自己定,研究基金自己找,学生自己招,学生薪水自己付。学校的系统性支持很好,硬件基础设施很好,文化和学术氛围都很好。

现在,斯坦福教授创业,其实不需要斯坦福专利办公室帮什么,因为硅谷和斯坦福的资源是流动的,技术、资本、人才都会自动去匹配。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我们的特曼教务长,鼓动了Hewlett和Packard创建了惠普,创办了斯坦福科技园,鼓励创业,推动了硅谷的形成和繁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斯坦福的创业文化已经很成熟,硅谷也成为了创业天堂。现在斯坦福根本不用做什么,只要给教授自由度就好了,而这一点很重要。

TBR:您一般从什么渠道募集科研经费?

崔屹:研究经费一般来自政府部门和产业界,少部分其他来源。我的实验室有很多支持来自政府能源部。来自工业界的钱也很多很重要,因为与公司接触,你会知道重要的应用问题。

TBR:从您实验室产生的研究专利,如果您要用来创办公司,那么您的公司和学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崔屹:以硅负极这个发明专利为例,我发明的所有专利都归斯坦福拥有,这是我作为雇员和学校的契约。但是我要开公司,把专利的使用权从学校拿出来的时候,需要交一小部分钱做专利使用费,约定把未来盈利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给学校,加上学校还可以以专利在我的公司拥有少量的股份, 同时保留一定的跟投权——公司融资的时候,斯坦福的基金可以一定比例投资。比如,当年谷歌创办的时候,使用了斯坦福的专利,所以斯坦福拥有谷歌公司的股份。

斯坦福的创业机制和文化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斯坦福鼓励教授和学生创业,不设障碍。事实上,在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占哪怕1%的股份,都是巨大的收益。如果学校专利占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是很合理,难以鼓励和推动创业。

TBR:斯坦福大学所拥有的专利,如果转换成股权,一般占多少股权?

崔屹:我估计在3%到5%之间浮动。

成长之力

学习

TBR:您在哈佛和伯克利都待过,哈佛鼓励创业吗?您在哈佛和伯克利做研究的时候想到过创业吗?

崔屹:哈佛的创业氛围没有斯坦福浓厚,可能现在创业也在慢慢增强。我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创业这件事儿,就是非常专注地做科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就想要做对世界有影响的研究。所以我的科研基础很扎实。能源、材料领域的技术创业,难度很大,需要积累时间很长。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在于,积累不够,心已经飞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在斯坦福任教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创业想法。但是纳米硅负极电池的研究成果一发表,VC、企业等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找我谈,包括特斯拉的创始人ElonMask,聊着聊着,觉得时机到了,创业自然就开始了。所以到斯坦福不到三年,就创办了第一个公司安普瑞斯。

TBR:斯坦福旁边沙丘路(sand hill)上的VC都来找您了吧。您选择的基金的标准是什么呢?

崔屹:确实沙丘路上的VC基本都来找我谈过。一开始我不懂怎么选。大家说这个基金名气大,你应该挑这个。事实上,真不一定——我不在乎哪个基金名气大,关键是进董事会的那个人要比较厉害,要彼此合得来。

TBR:作为一个教授,一位科学家,在刚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您有哪些困惑呢?

崔屹:刚开始的困惑,就是什么都不懂。但我非常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什么都不懂,然后去学,这个学会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去创业,真是一无所知,然后像海绵一样汲取:和投资人一起开董事会,就听着,有问题,就问他们,他们会教你。一个公司创办下来,创业的方方面面都明白了。

TBR:您没有做企业的经验,职业经理人是由VC推荐的吗?

崔屹:VC会帮很多忙。我们用猎头去聘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在我们公司非常重要。

TBR:您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职业经理人?

崔屹:董事会面试,猎头找过来的人,每个董事都要面试。由于我从来没有做过公司,所以对于我来说,他们都很有想法,都很厉害。面谈的过程,就是一个积累琢磨的过程。大概谈到第八个候选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了——他比我面试的其他人都厉害多了,从创办公司到带领公司上市,能告诉我一步一步怎么做,而不是泛泛地谈。我发现有实战经验的人比纸上谈兵的人厉害。

TBR:对您的第一个公司安普瑞斯,您会投入多少时间?

崔屹:对技术,我还是投入比较多的。早期我每周去公司一天。前瞻性的研究没法在公司做,主要在我的斯坦福实验室做,公司的研发部门解决很多具体问题。现在公司已经成立8年,团队比较成熟,生产也走上了轨道,我主要在董事会和技术层面投入。

做公司就像养孩子一样,从婴儿开始,一点点去慢慢养大,要很有耐心地解决问题。

TBR:那您做第二个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比较得心应手了?

崔屹:第二个公司4CAir从确定VC到搭建团队,一切都快多了。4C Air的技术团队已经初步完成搭建,美国和中国的CEO都找到了,产品也很快会出来。4C我亲自管的事情还是很多,但慢慢就会放手,让CEO来管,我做我的主业——教授。

TBR:您非常善于学习。

崔屹:人的学习能力是无穷的。刚开始会难一点,但你只要想学,不断地学,我觉得最后就会抵达目的地。

我是特别喜欢学东西的人。我认为人生就像海绵,而且是没有极限的海绵,可以不断地汲取,这个汲取的过程,你可以把想吸收的吸收,把不需要的过滤掉。

学习不只是看资料、关注新领域新知识,是一个随时随地的过程。看到别人做一件事情很成功,就琢磨琢磨他是怎么回事,他有什么特点。只是大部分人做不到open-minded,我发现人到一定的程度,大脑会封闭,不接受别人的观点,不接受新东西。很多人内心深处出于维护面子的动机,本能地去排斥和反驳新想法,而不是本能地想别人的东西好不好,我能吸收什么。这和性格有关系,也跟年龄有关。特别是年龄越往大,越容易听不进新东西。我跟朱棣文教授合作,就发现他非常能倾听——他马上70岁了,在听的时候一直能接受新东西,经过他的头脑想一想,只要符合逻辑,他就接受。我觉得朱教授很厉害是有道理的,他从不停止更新。

修炼

TBR:一直汲取新东西不太容易做到,抛弃原来的东西会更难。

崔屹:对。你要思考过去的东西,什么是应该抛弃的,就抛弃,什么新东西是需要去接受的,就去接受。人很容易被一个框框套住,套住了之后就不能变形,不能成长。所以说,会成长的人会越来越厉害。

TBR:对,但扔掉旧东西真的不容易。您有那种抛弃原有东西蜕变的过程吗?

崔屹:总体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像海绵一样在吸收,吸收别人的长处,融合进自己,再创造出新的东西。也有那种时候,看见很好的东西,自己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拥抱它,反而是想去批判它。仔细想想,人都有竞争心、嫉妒心,也可能真的是因为人类嫉妒心的本能反应。所以我会提醒自己,不要让不太好的一面挡住了自己看问题的视线,一定要修炼。每次看到任何东西感觉不舒服,我都要问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到底是东西真的不好,还是自己内心的深层的因素。

这点很重要,我带了这么多学生,也对学生有很多观察。面对新的想法,很多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很消极的。消极反应背后的原因,要么是不敢挑战新东西,要么就是新东西比较颠覆他原有的东西,他本能地抵触,所以没有真正用中立的态度去分析好与不好。如果一个学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变得更好,以后会很厉害。所以我也会告诫我的学生:你们对新东西好东西,要多听听内心深处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声音会不会蒙蔽自己的眼睛,蒙蔽自己的心,影响你们的成功,难以走的更远。

专注

TBR:取得成就需要视野宽广,还需要高度专注。

崔屹:必须要放下一切问题,摒弃杂念,专注在事情上,不断地往前想,往前做。争夺奥运会冠军的选手,最后比的都是心理素质,在于能不能把压力放下,把所有的负担放下,专注于把球一个一个打好,游泳的时候把每一次触壁转体做好,这些地方区别出了1分和0.1秒。创新也一样,如果想着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仅仅这个问题就把自己打败了,根本专注不了。最后,专注到心无旁骛的人才能够胜出。

TBR:摒弃杂念,保持专注,您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崔屹:我的特点就是打不垮。做学生做博士的时候,我也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这是性格吧。到斯坦福之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我想得很明白,没有终身教授职位又怎么样,我的生活继续。所以不想终身教授这个事情,就想怎么找到最好的点子去做科研。就一直带着学生做科研,学生也被感染,然后他们做得更好,所以获得终身教授其实挺轻松的。

另外要保持身心平衡。这么多年我一直踢球,一直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能很好地释放压力,让身、心、脑都很轻松。找到健康的压力释放方式,也会对创业创新很有帮助。

技术创业的两大死亡谷

TBR:创办了两个公司之后,您对创业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您认为创业成功哪些因素最重要?

崔屹:对于技术创业型的公司,一个方面是技术;另一个方面是找人,创业公司因为没找对人而垮下去的例子太多了。在做第二个公司的时候,不光是对技术的判断更清楚,对要找什么样的人,我自己也更清楚了,一起创业的人品质怎么样,能不能合作,能不能在一块吃苦,都很重要。公司里的很多事都是人的问题。

TBR:假如您现在要做一个新的公司,您会用什么标准来找创业伙伴?

崔屹:首先,核心团队的技术,真的要很强,这是极为重要的壁垒;第二,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如果只是来领薪水混日子,这样的人多了,公司很快会死掉;创业团队一起走着走着,有人就会有二心,这个时候也会出大问题。度过难关要靠信念,因利益而在一起,遇到艰难时候很快就分了。

TBR:现在您第二个公司4C air已经结束A轮融资了,谈谈您现在的创业心得。

崔屹:创业跟什么类型的创业有关系。有些创业,难点不在于技术,在于商业模式,在于怎么获取客户,怎么开辟市场等。有些创业,技术难度很大。我创业的领域是新材料、新能源,相对都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的领域。

过去十年,硅谷的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很失败。热点来了,你开个公司,我开个公司,很容易拿到VC的钱,但很多技术还处于太早期的阶段,成本又降不下去,相比其他能源没有任何优势,最后都失败了。

在确定这个技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之后,技术创业公司还会经历两个死亡谷。

第一,技术指标是不是真正做出来了?很多技术是一个指标很好,但其他技术指标不行。对于一项技术,可能七八项技术指标同时都很好,才能真正进行应用,推出产品。好比一个人,长板很长,但短板很短,也不行。为什么半导体目前用硅最好,因为硅没有什么短板。所以第一个死亡谷在于,这项技术要有一些出色的指标,至少还要能够把短板弥补上。

第二,生产成本能不能降下去?如果没法找到对的生产工艺进行低成本的生产,或者良品率特别低,那么,规模化的时候又有一个死亡谷。

对我来说,一项技术可以进行产业化,意味着技术层面的指标比较好,即使还存在短版,我应该也可以弥补,弥补的差不多,才开始拿风投的钱,进行产业化。一定要忠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技术指标。如果技术指标不过关,太早拿投资产业化,拿风投的钱去弥补短板,很可能,短板没来得及补上,公司就完了。短板侥幸补上了,发现得重新设计生产工艺,而生产工艺一变,有些技术指标又成短板了——这样的过程,不知道要砸多少钱。很多公司就是这么死掉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研究的科研问题,都在继续带着我的博士生发论文,一直继续在做研究。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技术指标没有什么短板了,生产工艺基本都想明白了,创办公司的时候可以直接做小试、中试,这时候我才开始融资创办公司,进行产业化,可以很快进行放大。

TBR:您创办的公司都是技术型公司,和商业模式类的公司,所需要的能力结构不同?

崔屹:商业模式类的公司像Uber,lift比的是谁做得早,谁的投资量大,谁开拓市场快,运营团队强。而我们是靠技术取胜的,当然商业模式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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