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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国内评职称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有专业的职称，却没有专业的人格，给关系好的人写好评，而不是根据事实作客观中立的判断。公开由谁评、拿出来比较才有客观公正性。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教师而言，职称评审四个字既是关键词，又是敏感词。任何一点政策上的“风吹草动”都撩拨着他们的神经。

国内某“211工程”高校教师李翔对此就深有体会。“一会儿要求项目，一会儿要求获奖，一会儿要看头衔，一会儿又有出国要求……”谈起职称评审，他连连摇头。

以出国要求为例，他一部分同事出国、出境的目的“很单纯”——出外兜一圈，回来应对学校评职称的要求。这就不免让包括李翔在内的同事质疑，“教师没有在国外、港台地区发表文章，像这样为了评职称而出国还有意义吗？”

而更加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是，制定出这样政策的不是省、市人事部门，而是高校本身。

日前，广东省出台政策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早于广东，江苏省于一个月前下放了所有本科院校职称评审权，湖北省也在5月底放出将下放本科院校职称评审权的信号。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了打破“外行评价内行”的曙光。

然而，像李翔所在的“211工程”高校，早于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职称评审的自主化。可人们所期待解决的“外行评价内行”问题，并没有因为职称评审自主化而得到解决。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大面积地把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面临哪些存在已久的老问题和冒出来的新问题？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

外行依旧领导内行

像李翔提到的衡量标准复杂化，在很多高校已不是新问题了。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也指出了一种情况，职称评审看科研，本是无可厚非。然而，一些高校的科研指标爱拿国家项目、省级项目说事儿。

有些教师虽然拿到了国家项目、省级项目，获得了大量经费支持，但最后做出来的成果却是有限的；相反，有些教师虽然没有拿到这些项目，但最后也做出了不错的成果。“二者比较，一分钱没拿的人更值得认可。然而在职称评审上，后者却往往卡在不符合‘参与国家项目、省级项目’等要求而上不去。”尤小立说道。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的职称评审太过复杂。“事实上，越是复杂越是不公平，越容易出现随意因为一个‘条件’把人拉下马，或因为一个‘条件’就升上去的情况。”过去省里、市里评审看的是论文数量、获奖情况，现在学校评审依然不看成果而看获奖、项目、学位等外在的因素，无疑也是一种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

之所以在原本被视作“内行”的高校，出现如此“外行”的行为，则是因为职称评审权力下放得并不到位。

“能否以专业的标准对教师进行评价，是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现在高校职称评审一般分为小评委和大评委，小评委是某一专业内的专家，大评委则是院里甚至更大范围内的专家。然而，现在大评委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同是教育学院，内部却有众多专业领域，参评者的研究在某个小领域内是否走在前沿，其他领域的专家没法判断。

一个院系尚且如此，上升到整个学校层面更是隔行如隔山。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教授臧玉峰表示，把职称评审的权力交到学校层面，不同专业的专家无法评审，因此，数文章、看获奖等传统评职称的手段又重现。像这样不到位的权力下放，职称评审权交给学校或是交给省里区别并不太大。

尚未定义的师德

今年4月，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在评审方法方面，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

当看到这一要求之时，李翔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否师德好的人，在评职称的时候就有优先权？”然而，下一秒他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但“为什么是师德，而不是学术或其他”？

在储朝晖看来，把师德放在首位本身就是一种非专业的提法。“用这根棍子可以打下去很多人，让很多人上不来。”

尤小立也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把师德作为首要标准同样缺乏严谨性，因为“它怎么说都是正确的”。

怎么去定义师德？师德包括了什么？目前的说法并不清晰。除了国际上相对比较好定义的师德问题，如行贿、受贿、性骚扰、论文抄袭等被告发的行为，一些隐性的小动作因为没有证据，导致无法判断。

尤小立指出，当下高校中最明显的问题是消极怠工，教师只用35%、50%的精力授课，严格来说，教学好坏也与师德相关，但是却无从判断。“因为道德是个人约束问题，比较难以量化。”

部分省份、高校把师德考核量化，让学生、专家组打分的行为，在尤小立看来也是不可行的，除了特别差劲的教师，光凭课堂的好坏去断定其师德高下，太过片面。

臧玉峰补充，遇到学术问题需要通过学术委员会，如果让学生打分更是行不通。而实际上，高校里的假评审、抄袭论文，只有媒体曝光，但却一直不公布处理结果，甚至只曝光不处理。这样的姑息行为也影响了师德的考评。

“对于学术造假一旦出现，不要说进入评职称的程序，甚至连现有的职位也不能担任。学术造假也属于师德范畴，那么，此时就是走程序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首要条件。”储朝晖说。

谁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么，评职称最合适的评委人选是谁？又要摒除哪些误区，让职称评审向专业化靠拢呢？

事实上，国际上已有很好的惯例，那就是同行评议。臧玉峰告诉记者，我国高校评职称也找同行，但不如国外高校“找得认真，搞得隆重”。

“要实现内行评价内行，最关键的是要把权力交给系里。系里知道哪些专家水平高，最后的决定主要根据专家的意见。”臧玉峰说。

在臧玉峰看来，评职称时请同行专家，国内外专家都应该邀请。他本人也多次收到国外大学的评审材料，这样的评审，评审专家都是“小同行”，几乎可以对候选人的每篇论文的质量进行评估，这样才能真正评价候选人的科研水平。然而，在职称晋升的评审方面，中国高校的国际化程度似乎还不够高。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学术委员会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一些人把评职称寄希望于学术委员会。然而实际上，学术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臧玉峰解释，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是一个综合组织，鉴定教师的水平，评职称、评晋升并不是它的专长。学术委员会要做的是维护公正。同行评议的结果交到学术委员会，如果有人到学术委员会检举，这时候它需要发挥监督作用。

同样，摒除外行评价内行，还要从根本上改革评价指标。尤小立建议，职称评审应该采用简单化原则，比如效仿复旦大学开展的代表作制度，以成果而不是以论文、项目的数量论水平高下，相比过去“数数文章就能评职称”的做法更科学、更专业。

公开透明是明智之举

值得关注的是，即使职称评审权下放，行政权力的干预使得灰色操作的空间依然存在。

“在职称评审问题上，个别校长、书记的隐形权力甚至可以决定谁上谁下，一些私人恩怨也被牵涉到职称评审中，越普通的高校，校长、书记能左右的力量越大。”在采访中，所有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权力如何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储朝晖认为，这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前几年，我国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建立大学章程，设立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因为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决定权依然在校领导手中，受行政权力左右，大多沦为形式。

那么，短期内，高校职称评审乱象又该如何规范？

尤小立认为，机制的公开透明程度还不够，如果加大公开透明力度，乱象或将有所收敛。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双聘教授罗志田曾说过，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时，推荐谁或同意谁要由评委负责任。那么，怎样监督评委，涉及的就是机制是否公开透明的问题。

尤小立指出，目前，国内高校评职称时实行无记名投票，在引进人才、评职称的时候，没有人需要对被推荐人、参评人负责。虽说高校设有申诉机制，但更多的时候机制是摆设，申诉基本上不会成功。

对此，他建议，同行评议关键要落实责任制，学术权威要承担责任。

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应由学术委员会、校职工形成相关机制。它包括了三个步骤：第一，成果核实，公开成果让众人可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检举抄袭者；第二，评委组成，建立相应的回避制度，与参评人有关系的评委应回避；最后，投票公开。公开的过程中，可以分辨出哪些评委是秉公办事，哪些评委是顾及人情，“评委在履行职能、使用权力的时候也需要公开监督”。

他举例，香港科技大学找同一领域其他高校的专家评审，校方不仅要求专家须认真写评语，否则会被取消参评资格，还会公开评审意见让众人知晓。

“国内评职称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有专业的职称，却没有专业的人格，给关系好的人写好评，而不是根据事实作客观中立的判断。”储朝晖说，“公开由谁评、拿出来比较才有客观公正性。目前，内地高校实施起来有阻力，但这确实是境外高校评职称通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