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三载努力、皇皇24卷、约20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2014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近日又获得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
《竺可桢全集》第1—4卷收录了作者已刊和未刊的中文著述,包括学术论文、大学课程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信函、题词、序跋、诗作、批示、提案、公告、启事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作者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的全部日记。2004年7月第1—4卷出版后,“再经穷搜苦索,并得到各方专家学者的大力协助,续有新获(含译文、译著),数量可观,遂又新成三卷,作为前五卷文集的‘补编’”,即第22卷、第23卷和第24卷。这样就突破了原出版计划的预定卷数,也反映出竺可桢先生“诚、勤”一生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
2004年3月,《竺可桢全集》编委会主任路甬祥院士指出,《竺可桢全集》的出版,将为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提供永久性的基础资料。特别是近1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在竺可桢生前从未示人,此次编辑出版时全部收入其中,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竺可桢的家人多次表示,日记不是竺家财产,要把它献给社会利用。在浙江大学庆祝120年校庆时,竺可桢的家人把56册“竺可桢日记”的手稿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大学档案馆。
《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认为,竺可桢日记堪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它占了《全集》2/3的体量,有了这样的前提,《全集》才能达到现在的规模。
竺可桢日记有三个特点。
一是历史跨度长。记日记的习惯贯穿了竺可桢的一生。竺可桢开始记日记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但1923年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一次学校失火将他的早年日记焚毁,1923年至1935年间的日记则遗失在抗战西迁之后。因此,现在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只有1936年以后的。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其去世的1974年2月止,历38年。在竺可桢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30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绘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仅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这些日记也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被称为“浙大保姆”的竺可桢,1936年4月至1949年5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创造了被称为“文军西征”的奇迹。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浙大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也可以看出他的科学思想与教育理念,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是浙大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求是”校训的确立,既是对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历代师生优良校风和教风、学风的凝练和升华,更是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在烽火硝烟中举校西迁,历经艰辛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概括总结。竺可桢特别赞赏王阳明“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高尚品格,推崇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的理念和“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的论述。他强调“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的最好指示。”
二是涉及范围广。竺可桢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气象、地理之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等,无所不包。
作为气象学家,他在日记中,记录各种活动总会写到天气的变化,比如某人讲话时雷声隆隆,某次活动时微雨转大雨,何时又雨停转晴。
竺可桢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1/3的比重,他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读书,包括小说。他读书非常仔细,做摘录的同时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尽可能找那里的地方志来看,了解那里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尽管做校长做行政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但从日记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细节。
三是笔下人物多。竺可桢以第二批庚款生赴美留学,又历任中国科学社、东南大学、气象学会、地理学会、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重要机关和团体之要职,平生之交往,多是风云际会的人物。他的结发和续弦妻子皆出身名门,姻亲之中也多有俊杰之士,因而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以不同的时空分布会聚在他的日记中。近年在旧曲新翻的文化热潮中不断出现的民国人物也都出现在他的笔下。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以从日记中看到一位大科学家、大学者;大学师生,看到的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校长、教育家;社会公众,看到的是一位也做普通事、也交普通朋友的普通老人……《竺可桢日记》为我们打开了一座宝库之门,而宝石之闪光,尚待探宝者的开掘与琢磨。
《竺可桢全集》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丰满的竺可桢,更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同时,它还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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