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4年傅院士在南岳大庙难童教养院读书住过的房子样式（据当地老人2015年4月23日讲述）。

▲2015年4月22日，采集小组与傅院士小时玩伴合影。他们三人讲述了傅院士小时候的一些真实故事。

▲221厂七分厂近照。

▲笔者采集留痕——文字信息采集和研究报告撰写手稿。

▲国立九中校本部大门，在重庆市江津德感坝，现江津二中所在地。

■罗本祥

忙碌奔波于傅依备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之中一年有余，其中甘苦颇多，拾零呈现于此。

院士采集工作量巨大，所耗时间周期长，投入人力不同于一般软课题，且技术规范要求严格，成果体现于实物（15类）、音频、视频、口述资料整理、研究报告、资料长编、传主年表等，以学术成长为主线，同时全面采集传主一生所经历、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以事实为依据，以史料为基础，求真求实，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上述特点就决定了采集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要下一番苦功夫，历经许多艰辛的。

凡事预则立

为避免走弯路，首先做好策划是必不可少的事。通过研阅大量有关傅院士学术成长（全部经历）的传记（自传）、学术报告、报道、专著、刊物、档案，理清其成长变化的轨迹，弄清影响其成长的重大事件、背景（环境），列出采集的计划，含时间、地点、事件、相关人员（采访对象）、实物收集、成果方式等要素；同时，拟出异地访谈计划，以地点为中心，找出传主所经历事件，相关人员、学术活动、实物种类；对采访的不同对象还要制订访谈计划和现场采访记录表，以采访对象与传主交集事项为中心，讲清其中经历、对传主所做事项（学术）过程及价值评价、见证实物、现场提问等一一列出。这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胸有成竹。

按计划实施

此过程中，充满了求人之苦和身心之苦。外出异地采集是求人的事。有的单位知晓此事，理解此事，稍加解释，便可提供相应方便；但部分单位不明了此事有何意义，更知此事与己无关，故以应付了事。所以，我们出去采集还得放下身段，苦口婆心，给人多加解释、宣传，求得所需资料。

为采集傅院士1941年进入在湖南衡阳南岳大庙办的难童教养院这段经历，我们采集三人小组（还有傅学工、李林）专程实地采录。去之前，我们在网上怎么也查不到联系电话，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了。先找到政府部门——南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接待官员一个电话推到下面。好不容易找到南岳大庙文物管理处、找到我们要找的人员，才帮我们查找了南岳县（区）志——对难童教养院毫无史料记载，它既不属于正规教育，也不属于民政救济；好在给我们介绍了一位老同志，对当年那段历史听人讲述过，就带我们到实地讲述了一遍，拍摄了一些资料，也算是有点收获。

傅院士的初中头一年是在当时的国立九中读的——这是必须要实地采集的。行前案头准备中怎么也找不到相关的联系人——一般在事前能与采访对象多次沟通效果更好些。只查到当年的国立九中现改为江津二中，地点在江津市德感坝。我们三人（还有刘钊、李林）采集小组那天上午在重庆大学采集完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江津二中，正好下班了，该校门卫不让我们进校，我们只好在校门外路边等到下午上班时才进去，找了好久、好几层楼、好几个人，最后才找到相关人员，听了我们的介绍，校方倒是热情接待了我们，提供了些资料。

记得是2014年12月11日下午，我们去北京到清华大学采集以后，已经天黑，因未要车，我和李林在街边足足等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出租车很少），当时风越刮越大，穿的本来不多，切身领略到北京冬天寒风刺骨的味道了。说到寒冷，令我想到2015年9月上旬赴221厂7分厂采集，那天下午我和马丽、何佳恒三人同去采集傅院士1964年—1965年在717分厂工作的信息，临近傍晚，天空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寒风凉透。可以想象当年九院人在221厂长年累月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我们吃点苦又算什么呢？

苦中有乐

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扩大了傅院士在社会上应有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由于傅院士为人低调（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当院士后曾回过一次家乡，但未提及他是院士。当我们到他老家所在的县——湖南岳阳县采集时，当地政府，特别是县志办还不清楚傅院士这位科学家，更没有相关资料；当我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后，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和高兴，《岳阳县志》中的“名人录”还未记载傅院士的事，我们马上向他们提供了有关傅院士可公开的资料；县政府办派员与我们一起到傅院士出生地——岳阳县新墙镇岭上傅村进行采访，然后在《岳阳日报》进行了报道宣传——这对他家乡的政府和乡亲们无疑是一件引以为自豪的事。

我们还找到了傅院士初中母校——江津二中和重庆市一中。

经过我们查证，他曾读初一年级的国立九中几经演变成为今天的江津二中，有十二位院士曾在国立九中读过书，邓稼先院长是第一位，所以江津二中也引以为自豪，把“院士精神”作为治校的核心文化，也为找到傅院士这位校友感到惊喜。

同样，傅院士当年读初中（后期）的重庆市立二中山洞分校，通过我们查阅资料，证实几经演变，这所学校后来合并到现在的重庆市一中了。当我们到该校去采集相关资料，讲到傅院士的经历时，校方也是为有这样一位科学家校友而喜出望外，格外热情。

当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傅院士本人时，他也是深感欣慰——找到母校及明了其现状，是他多年的心愿。

人格魅力

记得我们去青白江川化厂采访傅院士当年在儿童教养院的同学方湘平老先生时，他讲述了当年与傅院士一起读书的艰苦历程，提供了一些重庆儿童教养院、国立九中的相关资料，其中我们发现一份1945年编的儿童教养院学生名册，感到甚是珍贵难得。方先生当时只同意翻拍。过后，我一直在想如果能得到这份真迹原件，那就是可上交国家的一件珍贵的采集物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在过后一段时间，经常打电话与方先生交流，逐步建立了一些感情，他后来终于答应给我们原件了。我自驾车专门去拿取，老先生不收一点费用，只要求给他一个复印件即可。

在采集过程中，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傅院士的老同学、家乡干部群众、亲友对这件事是很支持的，主要是出于对傅院士的感情和对采集工作的理解。

随着采集工作的深入，我们感到傅院士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和丰满，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驱使我们不敢懈怠，努力把工作尽量做扎实。

傅院士是从贫苦的农村娃成长为卓越不凡的大科学家的。大部分院士小时候家境还是不错，要么是书香门第，要么是殷实小康之家，方能顺利读书考学。而傅院士小时候，尽管祖上也有些田产，但到他懂事时，家道中落，人口较多，日子过得清苦，其小妹因看不起病而夭折，父母常为饭菜里多放点盐巴而吵架——买不起盐，吃不饱饭。更为糟糕的是，当他该上学读书的年龄，正遇上日寇入侵时期，“长沙四次保卫战”就发生在他的家乡——岳阳县新墙河成为“第二道防线”，日本铁蹄轮番践踏他的家乡，他的家人和老百姓苦不堪言，深受其害，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好在他生性聪明、顽强、勤劳，1941年他进入离家乡300多公里的南岳大庙办的难童教养所读小学——非正规学习，能维持生命，顺便学些知识而已。日本军快打到衡阳时，他们又被迫逃难，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难到重庆，进入儿童教养院学习。

由于他刻苦聪慧，发奋学习，考上了国立九中，后考入中央工校学习，后又以脱颖而出的学业成绩留苏攻读博士，服从国家需要几易专业，特别是1963年跨入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的行列，走上一条攻坚克难、科学报国的道路，刻苦学习，不怕困难，砥砺前行，伴随着他的一生。这种跌荡起伏、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不屈不挠、愈挫愈坚、积极向上的意志和品格，体现一种超凡的人格魅力和力量——这正是他们这一代老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也正是今天青年一代比较欠缺和需要不断吸取的方面。

他的精神境界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他经历多少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与锤炼，信仰愈加坚定。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当权者（造反派）用烧红的铁棒烫烂他的身体；把左脸打起包，说为了对称还要打肿右脸；批斗时为保持弯度不变，在脖子上吊着二三十斤重的“米花糖砖”；亲人送的饺子要被一个一个扒开检查后才能吃；晚上不让睡觉，让他围着楼房四周跑，每个角站个人，一旦发现他跑慢了就用脚踢，等等；尽管遭受这些非人的折磨，但当他获得“解放”后，仍一门心思带领大家恢复科研生产，身体力行，浑身充满力量；对整过他的人一点不计较，该怎么用还是怎么用，以博大的胸怀宽恕他们——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人人自危，人人为了保存自我，表现得过激点是可以理解的。他凭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倒下、不能垮掉——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同时也自信未做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问心无愧。

他不仅在学术技术上攻关克难，带领科研团队奋斗在科学实验、参加现场试验、学科发展延拓、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各领域且硕果累累；在他任副所长、所长期间，思想解放、锐意改革，科学管理、公道正派，作风民主、求真务实，深得班子成员、各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充分信赖；同时，一段时间兼所党委代理书记，党务群团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全面推进。

正是傅院士这样高大的形象和完美的人格魅力，激励着我默默地去努力做好采集工作的份内事情。外部采集以后，大量的是研读相关资料，一点一滴地进行文字采集，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

傅院士学术成长的经历既是他一生不平凡的奋斗史，也是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发展史的缩影。做好院士采集工作意义重大，既是向国家交账，也是我院所文化建设的大事。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还将继续努力，按计划要求分工合作地扎实做好后续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