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起，每年的五月第三周被定为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

科技周定位于“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旨在提高全民科学意识和科学素养，在形式上基本上是一系列科普活动的集合。每一年的科技周都会有一句主题，今年的主题是“科技强国，创新圆梦”。前几年的主题分别是“创新引领，共享发展”（2016），“创新创业，科技惠民”（2015），“科学生活，创新圆梦”（2014），“科技创新，美好生活”（2013）。从2006年至2012年，连续7年沿用了“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主题。2004到2005年是“科技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2003年是“依靠科学，战胜非典”，2002年“科技创造未来”，2001年首届科技周的主题是“科技在我身边”。可以看到，从2006年起，“创新”一词贯穿始终，一直是科技周的关键词。

当然，科技周包括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省市和各单位也有各自的主题和特色，总的主题只是起到一个口号和标语的作用，实际操作层面的影响并不大。但无论如何，口号中总是蕴含着某些价值取向，比如2006年起对“创新”的高扬是显而易见的。

“创新”本身当然不错，但再好的事情也总有适应的语境。比如鼓励相关科技专业的研究生搞创新，这是应有之义，而如果是针对中小学生，固然也要培养创新意识，但更需要鼓励他们踏踏实实地学习既有知识。

我们针对科学家、工程师，针对企业家、创业者，都可以高举“创新”的旗号，但在群众性科普活动的语境下，“创新”这个旗帜就未必那么适宜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这几年的科技周也一直以这一指示为指导，这可能也是主办者始终把“创新”列为主题的原因之一。但在这里，也许主办者的领会还不够深刻。

习总书记把创新与普及定位于“两翼”，强调“普及”同样重要，这首先是把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区别为两个不同的侧面。既然是对等的两翼，那么虽然最终它们总能相辅相成，但具体落实起来，却是要区分各自不同的领地的。

好比说学习旧知识最终是为了有所创新，但在学习活动之中，却不必时时强调创新，这些旧的知识也许终将被淘汰，但它们也是以往的创新者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才赢得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守旧”也是对“创新”的尊重，如果我们不尊重前人的创新，不把他们的创新充分地消化、落实，那么又凭什么能期待我们的创新能够被后人恰当地接受呢？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自始自终都贯穿着守成与创新的张力，在打破旧的窠臼之前，人们总要先充分浸淫于旧的框架，充分理解和吸收前人的创造，这才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

向前探索和向后吸收是两个相对立的方向，这两种工作同等重要，过于侧重标新立异势必浮夸自大，过于侧重因循守旧则势必固步自封，只有新与旧的张力恰到好处，思想与社会才会充满活力。

所谓“科学普及”，更多地恰恰代表这种“向后看”的维度，每一种科学知识最初都是少数专业人士的创新工作，但当这些知识不再局限于少数人和个别领域，开始被更多人接受，被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那么这些知识也就逐渐由新变旧。最终当这些知识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时，它们就变成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的旧教条了。

这个让创新变成教条的过程，无非就是“科学普及”的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创新所蕴含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挖掘，而其蕴含的缺陷和改进空间也才会被充分暴露，如果创新得不到及时和充分的普及，那么创新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中国古代不乏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许多新思想和新技巧都远远早于西方，但许多创新往往最终走向失传，逐渐被历史埋没，而不能像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时期那样，不断激励更多的创新，进入良性循环。中国古人缺少的不是创新的头脑，而是缺乏让创新被充分消化的环境。而西方近代借助商业的发展和印刷机的助力，大大加强了知识普及的速度和范围，这才使科学和技术通过前赴后继的传承而加速发展。

科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往往同时也是“守旧者”：哥白尼熟练掌握托勒密的体系，甚至推崇更古老的柏拉图的思想，试图复归柏拉图的传统，从而建立了日心体系；牛顿拒绝机械论者过于激进的世界观，把看起来更过时的超距作用力的概念引入体系从而建立了经典力学；爱因斯坦坚守麦克斯韦方程并且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从而发现了相对论……我们经常强调创新者别出心裁、突破窠臼的一面，却很少强调他们浸淫传统、尊重前人的另一面。但这两个侧面是同样重要的。

在当今中国，许多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是缺乏“守旧”的意识，他们试图颠覆爱因斯坦，但却并未充分消化爱因斯坦的知识，甚至连牛顿以来的力学体系都缺乏掌握，这又怎么可能有所创新呢？

科学普及与其着眼于创新，不如立足于守旧，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在“创新”的对立面，侧重于科技的历史而非前沿。尊重传统，才是真正的崇尚创新。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