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晔

两会视点

2016年底，国内某大学校长因学术不端行为，被撤消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收缴尚未使用完的基金，2篇论文被海外SCI期刊撤稿……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严重学术失信、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校长依然安坐校长宝座，许多学术造假者依然可以参与其他项目研究。

“这说明，在中国学术造假的成本太低，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没有动真格。”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道。

2015年，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的通知；2016年，以科技部牵头的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同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2016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外通报2015—2016年期间查处的8个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并公布近期查处的61份科研不端行为案件处理决定。

“学术治乱过程中多头治理现象非常严重，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学术信用体系是根本症结所在。”胡刚说，相关部门不是没有意识到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名硬实软、缺少“牙齿”。

美国知名网站“抄袭监察”发布的报告甚至建议中国政府、大学和机构、出版商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中国研究滑向深渊”。

胡刚说，早在2007年，科技部联合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6个部门就共同建立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现在看来，这一联席会议制度失之于虚、失之于软，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为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社会信用体系之中，增加学术信用体系；二是各部委应研究制定相对统一的学术失信、学术不端行为认定和惩戒办法，明确失信不端行为的具体情形，受理主体、处理流程、惩处措施等条款；三是建立国家学术信用大数据中心，对违规者除接受学术处理外，同时还应受到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内其他形式和内容的约束和限制。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