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晚，围绕“阴阳五行应该写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么”，一场争论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展开。（见本报3月1日报道《阴阳五行该不该纳入科学素质基准？—— 一场由“对撕”引发的科普“狂欢”》）

事情起源于2016年4月科技部、中宣部印发的《基准》。《基准》涵盖了中国公民需要具有的科学精神、掌握或了解的知识、具备的能力，其中明确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作为其132个基准点之一。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自《基准》一出，便与另外七位科学家联名发表文章，抨击《基准》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内容纳入其中“不科学”。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小淳却支持其纳入《基准》。

由此，就有了这场面对面的交锋。

事实上，历史上国内外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争论并不少见。近百年前，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就是最著名的一例。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该演讲词初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身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阅后，质问“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于是撰写《玄学与科学》（完稿于1923年4月12日）一文，刊载于《努力周报》第48、49期，痛责自己的挚友张君劢被“玄学鬼”附了身。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论战继续深入，1923年5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进而，到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论争直到1924年岁末基本结束，历时近两年之久。

作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在国内多次出版，有辽宁教育出版社、黄山书社等各种版本。

今年1月，江南大学副教授连冬花撰写的《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者对论战的意义作了新的挖掘，着力论述论战后期，即唯物史观派参战后对论战的影响和意义。

另一场发生在上世纪末的论战同样激烈，且影响深远。1996年5月，“索卡尔事件”出现后，在全球学术界爆发了一场科学家与后现代哲学家之间的大论战。众多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纷纷投入保卫科学、保卫理性的斗争之中。而后现代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却不断地借助于“外部因素”来“解构”科学、“解构”理性。这场科学与人文的大冲突，被称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深刻的、影响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必将会对人类的文化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书，收集了有关这场论战主要论文，作者大都是这场论战的主角，论文也主要是由作者自己推荐的。

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两种文化”，国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都出版过《两种文化》。斯诺认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如果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继续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就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为此他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

当然论战正是一种交流，也是两种文化合作的良好表现。（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