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的亲笔信

《建议》第1页

1985年4月我调到中科院机关，任第二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当时技术科学设二个学部，第一技术科学部主任是师昌绪先生；第二技术科学部主任是王大珩先生。写信的四位专家中的陈芳允先生是第二技术科学部的兼职副主任。我与王大珩主任一个办公室，二张办公桌面对面办公。当时学部的定位是国家的最高学术咨询机构，即对国家的重大战略问题，从科技的角度给中央提出建议。四位学部委员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属于学部和学部委员的责任。邓小平同志极其重视科学技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也极其重视专家的意见。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同志刚恢复工作，就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历时五天，王大珩先生是与会的专家之一。1986年3月王大珩等专家想到要给邓小平同志写《建议》，邓小平同志收到《建议》高度重视，不是偶然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必然结果。

863计划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1985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后，迫切需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但是要解决具体投什么？投多少？怎么投的问题，这是863计划产生的内因。

国际上激烈的科技竞争，是促成863计划的外因。1984年到85年间，美国的SDI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相继出笼，引起了国内有关部门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1985年9月1日至4日，国防科工委在远望楼宾馆召开“星战讨论会”。中科院技术科学部负责研究分析光电子学部分，王大珩先生和中科院有关专家出席了会议，我也是与会者。1985年10月24日至27日，在王大珩主任的领导下，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召集中科院的有关专家，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军用光电子技术发展研讨会”。在各所专家们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由成都光电所的林祥棣同志执笔写了总结，上报给国防科工委。以上是写《建议》的国内、国际背景和前期酝酿过程。

到了1986年初，我国究竟该怎么办？还没有动静，更沒有具体的部署，心系国家的王大珩等专家非常着急，再三考虑，决定直接给中央领导写《建议》。准备写信这件事，1986年2月下旬我分别向当时科学院的卢嘉锡院长、严东生副院长和周光召副院长都汇报过。《建议》是王大珩先生发起，经过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建议》是集体创作。所以《建议》一开头就说，“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进行了了解、论证、分析；对它的目的和作用已基本认清；对于我国应采取的对策也形成了一些看法。我们深感有责任向领导反映，作为决策的参考。”

《建议》的初稿是王大珩主任亲自交办，由第二技术科学部“空间、能源处”处长潘厚任同志，根据学部专家们讨论的意见执笔起草的。《建议》的初稿送给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专家审阅修改。上光所的邓锡铭告诉我，王大珩先生曾让他在晚上去王淦昌家送审《建议》的初稿。王大珩对《建议》初稿作了反复修改并最终敲定。当时王老反复斟酌的问题，一是需要做些什么？二是需要多少经费？前一个问题，王老在“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和“做好跟踪”之间改了几次，最后定稿是“做好跟踪”。经费问题，既怕要少了不起作用；又怕要多了落空。王老想要2亿，又担心批准不了，最后定稿是1-2亿人民币，给了一个较大的范围。王老说，中国只要少进口一点小轿车或每个人省一个鸡蛋的钱就行。《建议》定稿的时间是1986年3月3日下午。那时学部办公室既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由办公室的王敏贤同志手写誊清一遍，这就是送上去的那份《建议》。誊清后又有点改动，但是没有再复印留底，我保存了一份誊清后的复印件（附件1是《建议》的首页）。

《建议》定稿后，王老很兴奋，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从座椅上站起来，笑着问我：“张宏同志，怎么办？怎么送上去？” 王老心里希望我转，尽快送达，但是没有直说。我深知这件事的重要，也理解王老的心情和问我的意图，就说：“交给我吧。” 王老就等着这句话，马上高兴地坐下来，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早就构思好了，一气呵成，这就是王大珩同志的那封亲笔信（见附件2）。四个人的名字都是王老一人写上的，不是签字。王淦昌同志年龄最大排在第一，王大珩把自己写在最后。863计划公布初期，以为是王淦昌同志起草的，我对此作了说明，后来改过来了。王老写好信，又亲自写了信封，亲自把信和《建议》折好，郑重地装进信封交给我。时间是1986年3月3日下午5点多钟。我骑车回家，直奔办公室，把这封沉甸甸的信和《建议》交到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手中，由他负责处理。因为办公室还要登记、审阅，决定怎么处理。 没有想到3月5日老人家就批了，时间只隔一天。重视的程度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而且强调“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说明科学家的《建议》，与邓小平的的战略思考产生了共鸣。在讨论“863计划”时，又碰到“以军为主”还是“以民为主”的问题，众说纷纭，举棋不定。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在国家科委的报告上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为“863计划”指明了大方向。

1986年的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很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决心拿出100亿的资金发展高科技，充分体现了老人家高瞻远睹的战略眼光和大手笔的战略部署。

三十一年过去了，863计划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四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863计划的诞生到完成，处处体现了中国科学家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凝聚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原第二技术科学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