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才能呼吸到清洁的空气？！”一段时间以来，重污染天气频现，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惑和感叹。

“雾霾之所以久攻不下，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能源结构存在缺陷，即发展方式的问题。”业内专家的一番话，既道出了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也道出了治霾需要长期和多方面努力的道理。

负“重”前行决定治霾“苦旅”

进入2017年，持续数日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重污染天气，就给这一年的环境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在环境保护部1月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部长陈吉宁回应了媒体与公众关心的重污染天气热点话题。

“为什么冬季空气污染改善的幅度非常小，甚至没什么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改善是在负‘重’前行。所谓‘重’，一方面是过于倚重高污染、高排放的模式；另一方面，是重化工与煤炭在产业、能源中的占比仍然很高。”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吉宁开诚布公。

显然，减排必须在调整能源、产业结构上下更大功夫，但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的社会现实，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污染物减排涉及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因此治霾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敏俊认为，虽然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导致GDP损失，但产业转型是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看来，如果京津冀一体化顺利推进，能够在能源、产业结构方面有所突破的话，减排会加速。“但是，北京等地PM2.5浓度要降到35微克/立方米，需要10年到15年。”

治霾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

用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的话说，除了在宏观层面转变发展方式需要足够时间外，治理雾霾还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它们都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民生等密切相关，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刘炳江看来，第一块“硬骨头”是散煤。“到了冬天，大江南北的人们都希望能有舒适的室温，于是自采暖范围逐步扩大。怎样既不影响生活质量，又减少散煤使用量，成为一个难题。”

第二块“硬骨头”是机动车。“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此外，中型车、重型车污染也日益突出。这些重型车往往与运送生活物资相关，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工具，也是一些群众的谋生之路。怎样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解决尾气污染，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第三块“硬骨头”是小散乱企业。“小散乱企业大多位于农村，而且大都是当地群众的收入来源。由于工艺落后、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它们也成为污染之源。既要彻底解决小散乱企业带来的污染，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计问题，还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构成了另一个难题。”

2016年3月11日，陈吉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将我国雾霾治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于污染的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由于对污染原因没搞清楚，很可能这个阶段付出再大努力也见效微弱；第二个阶段是持续治理阶段，但易受风速、湿度、降雨等自然边界条件影响，治理效果会出现波动，时好时坏；第三个阶段是进一步治理污染排放阶段，此时不再受气候条件、水文条件、边界条件等影响，环境问题得以解决。

“显然，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二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正通过一系列硬举措来应对硬挑战。”刘炳江表示。

洛杉矶“靶向治疗”的启示

从1943年光化学烟雾第一次出现算起，洛杉矶与大气污染的战争已经持续了70多年。尽管今日洛杉矶的污染已经远低于以前，但并不是说污染已经彻底治理好了，大气污染依然在损害着人们的健康，治理之路任重道远。

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健康科学系学者林岩介绍，对于早期的光化学烟雾，洛杉矶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都无法有效降低污染。直到加州理工大学的阿里·哈根-斯米特教授发现氮氧化物是臭氧形成的关键因素，政府才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控制机动车的氮氧化物排放，最终成功消除了光化学烟雾。

“与历史上由单一污染源导致的伦敦烟雾（燃煤）和洛杉矶烟雾（机动车排放）不同，近期发生在中国的雾霾是由燃煤、机动车排放等多种污染源共同导致，这种复合污染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可循。复合污染最大的问题是，多种污染物会在大气中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当雾霾发生时，这些反应净生成的细颗粒物（PM2.5）甚至远大于直接排放。”林岩强调。

“在尚未阐明这些化学反应如何进行之前，只能通过降低全部污染源排放来控制空气污染，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同时也会对经济和居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林岩认为，与全面减排相比，找到雾霾形成的关键“物种”从而实现“靶向治疗”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法。

洛杉矶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告诉我们：污染的治理需要污染成因的研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技术的进步……这些环节中没有哪个可以一蹴而就。相比较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中国的雾霾成因更为复杂，涉及的排放源也更多，对其治理自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耐心。（本报记者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