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敬望远镜

朱清时

换头术

颜宁

机器人小冰

理不辩不明。2017年，我们经历了不少极具争议性的科学事件，从科学大装置的建设到科研人才的流动，从医学技术的伦理到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在这些争论中，各方观点激烈交锋，撞击出金黄色的思想之光。

而今年，借助网络社交平台，这些原本“门槛”很高的科学争论也抵达社会公众的眼中，成为轰动一时的公共舆论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接近和理解科学。

临近岁末，有些科学争论仍未结束，又或许，它们根本得不出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争论或者说能开放地、平心静气地探讨本身，就极具价值。我们挑选了一年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科学争论事件，或许能给读者带来有关科学的更多思考。

12 米望远镜，用3镜还是4镜？

从8月起，不少人被一场关于12米望远镜建设的争论“刷屏”了。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计划耗资几十亿元建设的12米口径光学望远镜，究竟该用3镜系统还是4镜系统。

首先公开掀起论战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陈建生。8月4日，陈建生将自己反对12米望远镜方案采用4镜系统的观点，通过邮件抄送给了几乎整个中国天文学界。这一做法很快得到了回应。8月8日，支持4镜系统的两位中科院院士苏定强和崔向群，也用公开信的方式回复质疑。此后，海内外学者轮番发表自己的观点。

其实，从2016年底开始，关于这台望远镜究竟走哪条技术路线的争论，就一直不断。一种方案是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苏定强、崔向群两位院士提出的自主创新的4镜系统；另一种则是由华中科技大学马冬林提出的复制上世纪即被国际大望远镜系统广为采用的3镜系统。

国内天文界也分为两大阵：一方认为，科学目标高于技术创新，3镜成熟拿来就能用，4镜创新有风险；另一方则认为，自主创新并非不能兼顾科学目标，3镜拷贝经典不足取，4镜更符合我国大科学计划定位。

8月，陈建生与苏定强、崔向群的公开争论更是让一场科学之争变成公共话题。科学家们针锋相对，网络民意也汹涌而来。

以陈建生为代表的学者站在“用户”的角度对望远镜技术路线提出批评，认为3镜系统更能满足科学需求，光效率高，使用又方便。反方则认为，上世纪即广泛应用的3镜方案或许能够又快又好地使用起来，但建造过程中经验积累与创新探索的空间有限。

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有专家认为，大望远镜技术方案的争论背后，体现出科学大工程管理策略、科研经费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如不引起重视，随着我国对科研投入力度持续增大，类似的争论还将频繁发生。

争议旋涡中，也有科学家对大科学工程如何规范合理地决策执行给出了理性的建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天文系助理教授沈悦表示，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是组织公正透明的同行专家评议，多方论证各种方案的优缺点，逐步达成共识。

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则建议要“重视科学咨询”，认为应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国家智囊作用，做好顶层设计，在项目立项论证过程中进行战略咨询。

朱清时谈“真气”，是学术还是伪科学？

6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原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了一场名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的讲座。在讲座上，他公开表示，“真气”是“大量神经元的涌现现象”。次日，在上海出席“木鱼论坛”时，朱清时又作了题为《如何用科学语言讲佛法》的演讲。一时舆论哗然。

这并不是朱清时第一次遭到质疑。早在2009年，朱清时在演讲时就曾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引起过轩然大波。随后他的《再谈物理学步入禅境》《量子意识——现代科学与佛学的汇合处？》等署名文章的发表，也引发社会各界的质疑。

今年的两次演讲又将舆论再度推向高潮。《像朱清时这样的大科学家为何就轻易相信了伪科学？》《叹为观止：朱清时院士用科学给巫术化妆》等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某网络问答平台甚至引发了“真伪科学之争”，质疑朱清时关于真气、禅定的研究。

针对朱清时的论述，北京大学学者饶毅等人主办的“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从量子力学专业角度对其观点进行反驳。

天体物理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孙正凡指出，朱清时文章的主要问题在于概念粗糙，跳过了很多逻辑推演的步骤，从而导致结论偏差。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施郁表示，朱清时文章中存在的诸如“意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量子力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居然发现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了”“念头产生了‘客观’，念头就是测量，客观世界是一系列复杂念头造成的”等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施郁还指出朱清时在文章中存在误导公众的表述方式。“朱文往往用不少篇幅介绍物理学中的某些内容，这些本身可能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往往话锋一转，提出耸人听闻的观点。这种表述方式很容易使人被误导，以为朱文中的观点得到了物理学的支持。但是实际上，朱文中所介绍的物理学内容和其耸人听闻的观点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

此外，朱清时提出观点所采用的“实验方法”也饱受批评，被指将个人体验当成了“实验数据”。

在激烈的声讨声中，也有一些宽容的声音。

在谈及朱清时有关量子意识的观点时，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吴国盛就表示，量子论的哲学基础本身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他看来，朱清时的观点是一家之谈，至于对其引发的种种争论，则不必大惊小怪。“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宽容各种看法。”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虽然陈学雷不同意朱清时的观点，但认为“学术自由”是没错的。

对于争论，朱清时本人表示，“错”或“不错”是学术问题，应该从学术层面讨论，他乐于看到认真的学术批评，而不是一谈真气和经络就不对。“只有这样的讨论，大家对科学的理解才能更进一步。科学就是需要讨论。”

人体“换头术”，是“噱头”还是突破？

11月17日，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在维也纳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实施。一时间，“世界首例‘换头术’成功实施”的新闻引爆全球，激起了巨大的争议。

早在2015年，当赛吉尔·卡纳维罗宣布将于2017年进行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的时候，世界医学界就涌现出大量批评。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保罗·马奇艾瑞尼甚至称：“我认为意大利医生卡纳韦罗是一名罪犯。因为这种手术毫无科学背景。”美国神经外科医学协会主席亨特·巴杰也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做这种手术，我也不允许任何人对我做这种手术，因为有很多情况会比死亡还糟糕。”

11月宣布手术完成后，赛吉尔·卡纳维罗的中方合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本次头移植相关的数据、过程和结果将在美国学术杂志SNI（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既然学术杂志会刊发论文，就证明手术做得有学术价值。

“此前没有人提出过怎么做，但我们提出来了，包括怎么切、神经怎么处理、血管和肌肉怎么处理、在哪里做、为什么这么做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任晓平说：“我们作了原创性、始发性的研究。有人认为这会是医学领域上的一块里程碑。比如中枢神经再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突破的障碍，这方面研究全世界一直停滞不前。”

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胡永生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当前的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血管、神经、肌肉、骨骼的重建吻合，最关键的问题是离断后的脊髓如何能够完美地做到神经再生和功能重建，国际上还没有突破性的研究进展，“现在就谈活体头颅移植，实际上没有太多现实意义”。

“我认为应该先充分地进行动物实验，手术技术和神经再生方法得到充分证实后再考虑人体实验，这样才是对病人真正负责任的做法，也更加符合医学伦理。”胡永生说，“将来，头颅移植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但现在还差得太远太远。”

伦理问题也是此次争论的一个焦点。

胡永生就指出，头颅移植后“你”到底是谁？他认为，目前对于头颅移植手术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避免浮躁浮夸，科学探索有意义，过度宣传无益处。

对此，任晓平则表示，人类的医学发展史就是在一个个争议中发展过来的，比如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20年前他到美国参与的手移植手术去年也被列入了美国医保法案。他说，新事物都会有争议，有争议才会有完善。

海归又“归海”，是“负气出走”还是正常交流？

5月3日，一条微博让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颜宁陷入舆论风暴的中央。这条微博写道：“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颜宁近日受聘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Shirley M. Tilghman终身讲席教授。”

一时间，围绕颜宁为何离开清华，到底是“正常学术人才交流”，还是“负气出走”，大家争论不休。

其实，世界各高校的教授跳槽极为常见，本不足为奇。颜宁出国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争论，还是与她的身份有关——一位卓有成绩的海归科学家。

2007年10月，颜宁从普林斯顿大学受邀回到清华大学，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性正教授之一。回国十年，颜宁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2016年被《自然》杂志评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之一，是极受公众关注的明星科学家。

这样一位海归科学家又“归海”，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争论。

网上有人批评颜宁忘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施一公的“爱国宣言”，还有人猜测颜宁是连续两年拿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而“负气出走”，并找出她3年前在博客上发表过申请基金经历的博文作为论据。

对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和颜宁本人都进行了公开回应。清华大学认为：“这是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正常现象。清华对此保持开放、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颜宁本人则如此解释：“我生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固步自封而不自知。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

对于“因对自然科学基金委感到失望而出走”的说法，颜宁也在微博辟谣说：“我去不去普林斯顿关基金委什么事？”她写道：“被无数人问这文章是否属实，还属实呢，明明就是莫名其妙，无稽之谈。”至此，舆论才渐渐平息。

其实，海归人才又“归海”，颜宁并不是孤例。今年，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马毅就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许晨阳也表示，明年秋季自己将离开北京，全职加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于这一决定的原因，许晨阳解释说，只是“想趁这个机会去世界顶尖的地方看一看”，“去了也不代表我将来就不回”。

除了社会公众外，这一现象也在国内科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中国计算机学会还主办了一场以“海归归海说明了什么”为主题的论坛，讨论这个现象背后揭示的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海归“归海”与国内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包括“大环境”，如自然环境、食物、税收等，也包括“小环境”，即学术界的待遇、平台、学术机制等问题。

不过，专家们也认为，海归“归海”是人才流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海归在“归海”之后，并不意味着完全切断与国内的联系，甚至可以开展比较密切的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人才交流。而“来去自由”，才能真正体现出开放的大国心态。

人工智能出诗集，是赞还是叹？

5月，一本名为《阳光失了玻璃窗》的诗集出版，诗集作者的身份有些特殊，是微软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冰。这本号称人类史上第一部100%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一经出版就备受争议。人工智能是否拥有创造力、人工智能是否侵入艺术创造领域等，都成为热议的焦点。

小冰作诗的过程是先看到一张图片，然后产生灵感，有感而发创作现代诗词。诗集的出版方、湛庐文化商业图书部总编董寰认为，在师从1920年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经过对几千首诗10000次的（迭代）学习之后，微软小冰已经获得了现代诗的创造力，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偏好和行文技巧。

音乐创作人朱婧汐认为，大部分的情况下艺术创作是非常感性的，而小冰的创作完全是运用了另外一个逻辑，是基于得到的数据和信息来完成，并且速度非常快，打破了关于艺术创作到底是理性还是感性的界限。

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市场与公关总监徐元春则表示，在小冰的很多诗句中，都会出现诸如太阳、小鸟、沙滩等词语，这些颇具带入感的词语正是模仿了人类在诗词创作过程中经常用到的“借物抒情”的手法。

但在喜爱诗歌创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严加安看来，用人工智能创作诗歌是对大数据的误用和滥用。“人工智能可以下棋，甚至超越人类，那是因为下棋是棋手基于对未来多种可能的对弈路径进行分析，选择最佳的对策，这基本是属于逻辑思维。人工智能通过大量模拟对弈过程的数据进行学习，可以比棋手以更快速度分析更多的对弈路径。而诗歌创作主要是靠人的形象思维，即人的直觉和灵感，是境界为先，人工智能很难做到。所以用人工智能创作诗歌是不可取的，出版这样的诗集纯属炒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臧棣更是态度鲜明地表示：“人工智能要想学会诗，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对于人工智能创作诗歌，军旅诗人王久辛也持否定的态度。“真正的经典诗歌的创作是不可复制的，这表现在诗歌创作的情感境界是陌生的、语言是探索式的，诗歌创造的每一次都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包含着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它有熟悉的陌生感，并不是随便可以创造出来的。即使是同一个诗人，他也不可能重复自己。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创造。换句话说就是，诗歌绝对不可能成批量生产、大批量复制。”

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安鸿志看来，人工智能作诗，就是利用大数据做一种文化游戏，这未尝不可。“但它只是好玩，不要夸大，它不会创造出什么新成果，也作不出惊人的诗。”

人工智能能否进行创造性活动、它的作品又是否具有创造性意义，不知时间能否给我们答案？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文静整理，蒋志海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