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新红

2016年起，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熊卫民在该校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开设了“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课程，每学期80课时，理论与实践结合。这使得国内高校第一次有了与科学相关的口述史课程。《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熊卫民，请他谈谈口述史的操作以及学生培养等相关问题。

《中国科学报》：做口述科学史与其他口述史有什么区别？

熊卫民：口述科学史与口述音乐史、口述电影史等类似，属行业或行业人口述史。

它的访谈对象或受访人，主要是科学技术界的专家或管理干部；访谈所谈内容往往涉及大学以上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门槛较高；进而对访谈人也有要求，需要有较好的科学基础，至少得粗通所涉及的科学议题。

此三者使得口述科学史与通常以普通公众为访谈对象、以个人生活史为访谈内容、会说话者即可开展的一般口述史存在一定的区别。

《中国科学报》：做口述科学史有哪些必要的规范？

熊卫民：在需遵循的规范方面，口述科学史与一般口述史类似，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是访谈时应录音，或者同时录像。二是整理稿应经受访人审定。毕竟，受访人才是访谈稿的第一作者。三是避免伤害受访人。不要过于主动、过于深入地去触碰受访人的历史疮疤，更不要去指责他们，以免对他们造成再次伤害。如果他们谈了，后来也被记录进了文稿，而在审稿时提出要删除这些内容，应尊重他们。

《中国科学报》：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访谈对象？

熊卫民：我们会选择那些亲历过很多事情，尤其是亲历过我们感兴趣的某些重大事情的当事人作为访谈对象。如果他们理解能力较强、记忆力较好、表达能力较强，那更是访谈人、整理人的福分。

《中国科学报》：做口述科学史有哪些步骤？

熊卫民：与一般的口述史一样，做口述科学史大致有如下步骤。

一是确定主题。在生活、阅读时勤于思考，保持一定的敏感性，从不疑处有疑，找到某个值得研究的主题。它可以是特殊、不同凡响的，也可以是普通、有一定代表性的。

二是设计访谈。就研究主题问一两个有广度或深度，对案例有所超越的大问题。然后猜测问题的答案，对解答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思路，包括沿着不同角度，分不同阶段将主要问题拆分成几个问题。猜可能知道答案的人，寻找他们。设计出包括主题、大问题、中问题，受访人大致类型的访谈计划。

三是案头准备。查找与主题相关的论著、报道、档案等，尽量详细地阅读已有资料，从中找到一些空白点、疑点、兴趣点，提出几十上百个问题。确定一些访谈人，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约他们访谈。需要设计一些专门针对某个受访人的问题。

四是执行访谈。我们需要尽快通过受访人的测试，并以礼貌、真诚、见识、同情等来赢得对方的尊重，营造融洽的氛围，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开展高质量的对话。其中颇有一些技巧。

最后是整理访谈。正如访谈并非一个说一个记一样，整理访谈也并非简单地把录音变成文字——那只能叫录入，而不能叫整理。整理访谈时不但要求真，还要求美。这就需要用到删除、合并、修改、补充、精练、理顺等方法。为了不歪曲受访人的原意，还需要与其进行大量互动。这是一个可以发挥才能，也需要消耗很大精力的阶段。

总的说来，口述史的门槛不高，但做好却很不容易。就像每个中学生都能写作，但能成为作家的，却只是少数有天赋且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练习写作的人一样。

《中国科学报》：具体来说，做口述史的访谈人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熊卫民：据我的观察，初接触口述科学史者容易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不敢做。他们担心，访谈会花费受访科学精英的时间、精力，那些人可能不愿做出这种付出。

口述史其实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活动。固然我们有求于受访人，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和智慧，他们又何尝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快乐和满足呢？受访人往往是身衰体弱、日薄西山的老人，他们多数愿意回顾青壮年时的辉煌。如果我们带着景仰、关切的表情去和受访人谈，且能让他也长一些知识、增加一些智慧，他们会变得很享受这种谈话，甚至视其为高峰体验的。

二是访谈不深入。这包括几方面，对主题缺乏了解，没找到合适的、权威的受访人；找到了人，却因不够礼貌、不够热情、功利心太强、价值观冲突之类问题，通不过受访人的测试，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话不投机，味同嚼蜡；虽通过了测试，但由于案头工作做得过少，不能提出深入、细致的问题，不能把埋藏在受访人脑海深处的记忆钩沉出来，所形成的访谈稿，既缺乏故事性、趣味性，又没有深度，不过肤浅、拉杂之闲聊记录而已。

《中国科学报》：你从事过多年口述史工作，曾访谈过上百位科研技术人员、科研管理干部。能否谈谈你和访谈对象的关系？

熊卫民：在工作过程中，我一般都比较主动。我把自己定位为受访人平等的合作者，而不仅仅是其助手。我认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访谈稿是受访人与访谈整理者合作写就的一篇文章，前者是第一作者，后者是通讯作者。前者对内容负主要责任，后者是执笔人，而执笔就有“三分主”。

访谈整理者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但对口述历史研究，尤其是专题访谈录而言，他们的重要性未必次于受访人。在“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有不少属于专题性质的。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你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大概情况。

熊卫民：国内有口述史方面的研习营，也有学者开过“口述史概论”之类课程，但据我所知，这些课程通常课时较少，在实践训练方面较为欠缺。

考虑到口述史和游泳、骑车类似，理论并不艰深，技巧也不复杂，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充分体会和吸收，我在教授口述史理论的同时，由浅到深，穿插了自访、同学互访、访谈自己的父辈祖辈亲人、独立设计一个访谈计划、报告讨论修改访谈计划、实践修订过的访谈计划，整理出前述多份访谈稿等实践。

因实践、讨论、点评环节很多，这门课包含80个课时的课堂教学和数十个小时的课后实践。据选课的同学反映，虽然比较累，但他们还是确有收获。有学生后来把我建议的访谈主题变成了自己的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高校是否应当开设口述史课程？

熊卫民：当然应该开设啊。如前面我讲的，主要是中国现代史专业的学生该做口述史——若没做，在资料收集方面，就缺了一大类。

非中国现代史专业的学生，若能听点口述史的课程，开展一些口述史实践，也会受益匪浅。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习惯于自我为中心，习惯于接受长辈体贴入微的服务，常常缺乏感恩之心，缺乏换位思维习惯，在沟通能力方面，往往也有很大的欠缺。而口述史课程简直就是为弥补这些欠缺而设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