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测算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再创新高，占研发总投入的5.2%，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有哪些新趋势？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将发生哪些变化？

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杨卫指出，新时代的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有望成为酝酿颠覆性技术的摇篮。“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强国，就不能建成科技强国，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迈上新阶梯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分类，创新分为不同层次，包括效率式创新、开发式创新、高新技术式创新、颠覆式创新等，也被学者们称为“创新阶梯”。

借用这一概念，杨卫回顾了中国基础研究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启动之初，主要依靠精细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随后，通过对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过程，实现开发式创新。“例如，我国水电站发电机组、核能反应堆、高铁等技术都曾经历了引进技术再创新的过程。”他表示，“但这一过程的初心并不在于产生新技术。”

同时，以上述两种创新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并不迫切，因而当时中国基础研究与产业升级严重脱节。

在杨卫看来，新时代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依赖更高层次的创新。高新技术式创新指的是突破关键技术进而产生新技术。“然而这种新技术产生并不建立在新知识的基础上。”他说。最后到了颠覆式创新阶段，基础研究产生新思想、贡献新知识，带动新技术产生、集成规模效益、占领市场。

当前，中国基础研究正在迈向高新技术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的新台阶。“国家经济发展对颠覆性技术的巨大需求，使基础研究正从发挥‘重要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迈进。”杨卫说。

产自交叉学科

颠覆性技术，作为十九大报告中的热词得到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颠覆性技术在哪里产生、科学基金如何才能发挥推动作用等问题，引发了杨卫的慎重思考。

普遍认为，颠覆性技术多在学科交叉之地产生，但学科交叉却并不一定导致颠覆性技术。数据统计显示，尽管中国在交叉学科发表论文数量上已经超越美国，但论文影响力相对不足。“颠覆性技术并非由学科简单拼合，也不是‘钻学科缝儿’式的交叉。”杨卫指出，“必须依靠学科间的有机结合。”

这对科学基金合理布局提出了新要求。杨卫看到，科学基金支持交叉学科在评审方面面临三个难点。第一，交叉学科申请容易遭遇“远亲排斥”问题，评审专家可能会对不熟悉的研究领域有意无意地打中等分数甚至低分。第二，难以找到合适的专家对交叉学科申请进行评审。第三，交叉学科申请良莠不齐，保证申请质量具有一定难度。

杨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基金委正在针对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的交叉学科制定专门的资助办法。“可能会通过成立新的部门、提高交叉学科申请通过率等方式解决难题。”

实现“三个并行”目标

基础研究已成为各主要科技强国的必争之地。面对正在变化的基础研究，基金委制定了“三个并行”的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即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即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可与诸科技强国相媲美的众多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即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当前，我国在一些领域已经实现了“总量并行”。例如，我国材料领域的学术产出率和学术影响力已位居世界首位。“我们研究大家都能做、但我们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的‘低门槛材料’，实现了总量并行。”杨卫指出。但在诸如航空发动机等一些需要长年攻坚的科学问题上还缺乏突破，“贡献并行”仍在征途中，需要科学家们坚持不懈地努力。

杨卫注意到，十九大报告同时提及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偏重于自由探索，应用基础研究则面向引领产业发展。”目前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同时强调了两类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资助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大致为3比7。

“科学基金将按照‘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理’的战略导向，推进我国基础研究逐步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杨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