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龙院士在测量膜片质量。

■本报通讯员 吕超 记者 王之康

12月6日的长沙，天阴沉沉的。这天中午，那个如“扫地僧”般超凡脱俗的人走了。

他常年穿着一身黄布军装、一双草绿胶鞋，永远带着几分消瘦、几分倔强，仅看外表，绝不会有人把他与院士、大师这些称谓联系在一起，但熟悉的人却无不对他充满敬佩。他就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激光物理专家、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

正是这个看似普通、毫不起眼的“扫地僧”，却凭借其深厚的“绝世内功”，用半个世纪的默默坚守、不懈攀登，让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绽射出耀眼的强军之光。

个人志向必须服从祖国需要

高伯龙走进激光陀螺领域，固然有许多必然条件，但也有许多偶然因素。他并非一开始就目标十分明确地定位在激光陀螺研究，而是一些非他所能左右的因素促使他走上了这条充满艰辛而又铸造辉煌的开拓之路。但无论是哪一条路，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始终是他奋斗的初心。

高伯龙自小对数学、物理兴趣浓厚，立志做一名科学家，1947年报考清华大学时便选择了物理系。临近分配时，他在志愿书上填写的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然而最终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恰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成立，从全国选调高水平教师，高伯龙便被选中，随后去了哈军工从事物理教学。

1975年，全国高校下发通知，撤销基础课部。这年7月，高伯龙和其他6名物理教研室的教员被分派到激光研究室。

经过半生坎坷，高伯龙意识到，一个人的主观想法必须跟客观实际相符合，个人志愿不能凌驾于国家需求之上，真正的爱国应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利益密切结合，应该符合国家的需要。用他自己话说，就是“明明生活在高山上，却不想学爬山而想学游泳，这样具有根本性的缺陷”。也正是从那时起，他自觉地将个人追求锁定在祖国的需要上。

几十年后，当高伯龙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仍然深有感慨地说：“搞激光，对希望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我个人来说，也许是个损失，更是我事业上一次艰难的选择。虽然这一选择异常艰难，但我最终还是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搞科研就要瞄着世界难题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是衡量一个国家光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在加速度计配合下可以不依赖外部信息而感知物体在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实现自主导航、制导、定位、定向和姿态控制功能，是导弹、飞机、舰船、陆用战车等实现精确打击、快速反应和精确控制的核心部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运动载体。

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后，马上开始激光陀螺的研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导航技术的革命。我国虽然起步不晚，但由于国际上技术封锁，国内基础工业力量薄弱，再加上缺乏理论力量指导，几经波折，进展并不顺利，核心关键技术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至上世纪70年代时，全国十几家单位最终被迫放弃。

“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持。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要干，就要干好这个世界难题。”刚刚加入研制队伍的高伯龙掷地有声地说。

当时，世界各国因美国二频抖动陀螺取得突破都在竞相跟踪研究。高伯龙加入激光陀螺实验后，在广泛阅读国内外有关文献并深入研究基础上，感到我国当时材料、工艺水平难以满足二频抖动激光陀螺研制要求，短期内不会取得较大突破，必须另辟蹊径，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份仅有两页纸的外文资料。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高伯龙深入进行分析，对其中结构上的原理错误一一进行了实验验证和修改完善，创造性地提出研制国内四频差动陀螺的原理，许多理论观点已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并提出“根据我国工艺技术实际，这是我国在该领域的最佳方案”的论断。

1976年，他把该方案在全国激光陀螺会上作了详细介绍，让在激光陀螺研制中迷茫的同行感到异常兴奋。在大家提议下，他把讲稿整理成近200页的论文《环形激光讲义》并以单行本形式印发。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激光陀螺的长文，也是国内激光陀螺研究的奠基之作，一经发行迅速成为国内激光陀螺实验研究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高伯龙随后又相继攻破技术难关，至今已成功研制出两大系列、九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创造了我国多个第一，让我国的激光陀螺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永远不能缺少奋斗精神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研制初期每年提供给高伯龙团队的只是4万元人民币，而美国的相关费用则是2亿美元。要想在这场较量中取胜，注定了他们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艰辛、更大的努力。

高伯龙经常说一句话：我们虽然缺钱，但是不能缺了志气，不能缺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干出名堂来！

他带领课题组，找到一间废弃的旧食堂，一砖一瓦地将它改造成简陋的实验室。由于激光器检测要求严格，实验必须保证在密闭条件下进行，还要尽可能减少环境影响，因此，他们电扇不敢用，窗户不敢开，实验室夏天就像一个“桑拿房”，而冬天又成了“大冰窖”。为了追赶实验进度，他要么是赤裸上身穿条短裤，要么穿着厚厚的棉袄，没日没夜地干着，就像永不停转的陀螺，不知疲倦，不辞辛劳。

1993年的下半年，是高伯龙和团队开展激光陀螺研制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为早日交出工程化新型样机，他满脑子所想的除了镀膜还是镀膜。一天，他所带的博士生向他征求毕业后去向时，他甚至不假思索地回答：“镀膜！”

那时，镀膜机每天仅抽真空就要4个多小时。为了能够节省时间，高伯龙每天天还没亮就来到实验室，提前开启机器，等别人正常上班时，已经完成了抽真空这一步骤。镀膜工作一旦展开，连续十几个小时机不能停、人不能离机，随时盯着电子束光斑和计算机控制曲线，连上厕所的间隙也找人盯。

经过5个多月奋战，高伯龙团队终于摸索出一套新的镀膜方案，研制成功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

在鉴定后的第二天深夜，高伯龙难得轻松地在前半夜离开实验室。他和团队成员丁金星一起回家，快到家门口时，高伯龙突然发现他家门前又多了一栋新楼，不解地问：“这里什么时候盖了栋新楼？”丁金星听后哈哈一笑：“你真是忙糊涂了，才注意到啊，这栋楼一年前就盖起来了。”

高伯龙笃信科学救国，穷尽一生时间不懈追求科学真理。他不畏艰险、顽强拼搏，耗费半个世纪时光，让我国的激光陀螺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平淡无争，淡泊名利，以瘦弱的身躯做灯塔指引后来人前进的方向。

伯龙高翔乘鹤去，依稀仍见扫地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