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有网友爆料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仇思隽于201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政策执行研究——以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为例》（指导教师：梁鸿教授）存在严重抄袭。1月21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013届毕业生仇思隽博士学位论文抄袭事实确凿，决定撤销仇思隽的博士学位，停止其导师梁鸿的招收研究生资格。

这次复旦大学的做法，当可用刮目相看来形容。这不仅体现在反应速度上——针对网友爆料迅速作出反应，拿出初步处理意见，而且体现在处理手段上，决定撤销当事人的博士学位。这个决定应该并不好下，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生的痛。

这是大学应该做的。一段时间以来，论文造假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去年7月，媒体曝光了一条论文造假黑色产业链，牵涉到了500多所高校，一篇论文要价几千甚至几万元，造假涉事者，除了高校学生，还包括不少知名大学的教授。狄更斯曾经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体现在论文上也是如此。从数量上讲，这是一个论文的最好时代，可由于论文造假的存在，这也是一个论文的最坏时代。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大学没有希望，中国学术没有希望。

有人曾经讲过，如果池塘里死了一条鱼，那可能是鱼自身的问题；如果池塘里死了一大片的鱼，毫无疑问，池塘的水出现了问题。毋庸置疑，今天的论文体系存在重大问题，这需要我们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但是，没有离开“标”的“本”，也没有离开“本”的“标”。在治本的同时，也不要忽视治标的作用，有时治本就寓于治标之中。体现在论文造假上，更应该具体拷问一所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特别是对已然曝光的论文造假，又应该是什么态度？

有人可能会讲，论文造假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要单独对大学提要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讲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对应于师生关系。在人们看来，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门之大，实是大师之大、精神之大。如果大学对论文造假都没有一个明确态度，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这一次，人们虽然给复旦大学点了赞，但必须看到，这并不是说复旦大学做得有多好，而只是因为别人没有做好而已。就好比一个学生只考了60分，本不值得表扬，但其他学生却没有一个及格，只好把“三好学生”给了这个学生。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普遍现实，人们很想问一声，如果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其他高校也会有这种零容忍态度，表现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吗？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位复旦前博士现在经受的一切，纯属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同情。应该相信，这位复旦前博士应该是“肠子都悔青了”，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应该不会这样了。但这种痛感会扩散开来，会激发普遍自觉吗？答案恐怕十分沉重。正如有人所说，这位前博士其实只是“点背”，撞到枪口上而已，现实中大量论文造假的人，根本一点事没有，很多人从中受益。

这也是人们想讲的，抄袭论文被查别只是“点背”。希望有一种良好机制存在，让那些论文造假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从而倒逼健康生态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