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是首个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2017年伊始，一位来自中国农村的28岁年轻人登上了美国福布斯医疗健康领域“30位30岁以下创变者”（Forbes 30 Under 30）的榜单。他是第一个作为演讲者站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

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即便是我们现在早已熟视无睹的水和电，在何江小时候都是奢侈品。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从村里的小学走入了县城中学，考上了中科大并拿到了最高荣誉的郭沫若奖学金，最终进入了美国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MIT）。

元旦假期结束，何江刚回到在波士顿的实验室，便收到了福布斯杂志发来的消息。“这也算是新年一个好的开始，”何江笑说。

美国福布斯30岁以下创变者的榜单始于2012年，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改变行业格局的领军人、变革者也曾名列其中。

从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到世界顶尖教育殿堂的演讲台，再到象征财富、代表企业家精神的福布斯杂志，何江在不足30年的人生中跨过了几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在外人看来完满成就了美国梦的中国学生，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成长经历、中美教育、教育公平，以及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又是如何反观近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

“像你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不太可能进入哈佛”

澎湃新闻：能否谈谈你小时候成长的环境？

何江：我成长的时候，我们家的条件在村里是算比较困难的。那时候其实很多农村小孩已经不太干农活了，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也比较宠小孩。但是我和我弟弟从5岁就开始帮着父母一起干农活了，直到大学放暑假回家也还是会帮忙。小时候我爸爸就经常跟我们讲，他十五岁就当家了，所以他也要求我们从小独立，要求我们学会干农活。农村人比城里人未来的不确定性要大很多。

我们那时候小，也很羡慕其他小孩放学都可以去玩，我们却只能呆在家学习，或者下田。湖南闷热，但即使是四十几度的大热天，我们还是要在水稻田里把活干完。别的父母打工回来会给小孩带零食和玩具，我那个时候也有些自卑心理，不太愿意出去跟别的孩子玩，就呆在家学习。

但也因为这样，我从小就懂得你必须要干活家里才有足够的收成，才有饭吃。有了这种经历，你会感觉到能够呆在学校读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爸爸当时经常拿来吓我们的一句话：你如果读书读不出去，你就天天只能干这个活了。

澎湃新闻：你父母对你的教育跟其他农村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

何江：当时我的很多同学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太多时间过问。但我爸爸一年在外打工的时间不是很多，妈妈也常年在家，所以管教我们学习的时间更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感激我的父母。

我爸爸对我们的学习管得很严，要求比其他的父母高很多，总是不断要求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也受了我爸爸的影响，一直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除了功课以外，他还会鼓励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表达能力，鼓励我踊跃在班级上发言、演讲。但是这种观念在其他父母那里是比较淡薄一点。

在农村，虽然大家都知道教育下一代很重要，但像我父母这样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多。那个时候课外的辅导书对我们来讲是很贵的，大多我都是去借，但我父母都会省下吃穿的钱给我们买书。我们家里面一直都没有什么家具，大部分都是请当地的木匠做的一些比较粗糙的家具。直到我上大学，他们觉得供出了一个大学生了，才松了一口气。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有了出国念书的想法？

何江：我小时候觉得能够进城念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了，后来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出国也是上大学之后才有的想法。

澎湃新闻：你觉得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对你改变最大是什么方面？

何江：刚来美国的时候，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在不自信和焦虑中，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焦虑感，我才真正觉得应该主动改变。那时候我每天都逼着自己去参加外国人的讨论会、活动。

我当时很想了解美国的校园文化，很好奇美国大学如何培养出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所以就申请了大学的辅导员。组织了很多活动，也跟他们一起生活。美国这边的学生很重视社交。中国大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相对较多，但在美国课外活动组织很多。

除了专注自己本身的科研，我有时间的时候还会去选其他专业的课，例如哈佛商学院的课。商学院的课让我获得了跟普通做科研的博士生不一样的看问题的方式，会刺激我去想科研成果可以怎样更有效地去转化、传播，另外也启发我如何去与人交流协商，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通过这些课，我还认识了一些科研公司的人。

现在想起来，虽然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很焦虑，觉得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很多，但这可能正好是一个探索的时期，让我真正发现了一些自己从前没有被发现的潜力。

澎湃新闻：你经历过中美两国的教育，能否谈谈这两种教育的优势和劣势？

何江：中国初高中的教育，尤其是在理科方面，我觉得比美国做得扎实。美国即便是我在哈佛教过的学生有些数学程度也很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所有人都拉到高考这个标准化的线上，但是美国的教育相对比较个性化一点。中国教育评价的标准就是成绩，强调不要偏科，但在美国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因为他们评判一个学生的标准比较多元。

美国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更强一些。国内大部分大学里老师还是权威，能真正让学生去发掘自己的兴趣并去实践的还是少一点。在美国，即便是诺奖级的教授，和学生交流也像朋友一样，会鼓励你去尝试、探索，让你去发掘自己的潜力。我觉得这种发掘兴趣和探索的能力，无论在科研和生活中都非常重要。我现在比刚到美国的时候自信了很多，因为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晰，也更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澎湃新闻：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

何江：我当时曾经跟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聊过中美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的问题，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像你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不太可能进入哈佛。”如果没有高考，我不会走到今天。

高考制度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学生苦学这么多年只为了一个考试。这个制度应该去改善。但从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高考确实给中国底层的人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让他们有可能享受到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

澎湃新闻：你觉得这些年的农村教育对比你的年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何江：从某个角度来说，农村教育是变得更糟了。我后来到了城市里面才知道城市里的人对教育的投资有多大，但是农村的观念完全没有跟上这种变化。教育的投资比很多年前可能会多一些，但是远远赶不上城市的速度，也没有这么多的财力支持。这种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乡村学校的教育水平变化也不大，乡下很多教育资源的整合效率很低。就像我当时在村里念的小学，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师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面，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对比城市的中小学教育，这些年变化就太大了，学生的眼界也拓宽了很多，已经具备很国际化的视野了，但是在农村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澎湃新闻：在这种趋势下，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例子，今后在中国会越来越难出现吗？

何江：是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可能导致乡下的孩子通过教育出来会更难。这也是为什么乡下这些年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一个家庭里培养一个大学生，跟农民工去赚的钱，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培养一个大学生成本太高，那些坚持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上大学的农村父母可能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很理解，因为乡下来的大学生毕业去找工作确实是会比城市人困难，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网远不及城市长大的孩子，而且很多乡下来的孩子也会有不自信、内向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很坚信教育是会改变一个人，不仅仅是知识方面，而且是转变你的整个人生态度，这不是几年的事情，而是未来几十年的事情。去打工从短期来看，利益是立竿见影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并没有让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教育的收益是更加长远的。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痛苦，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在子女教育上投资了这么多，但是真正看到的利益不多。

科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澎湃新闻：这次你入选福布斯30岁以下的创变者，其中一个原因是你出色的科研成果。能否谈谈你比较主要的科研成果和近期在进行的项目？有哪些突破？将会被应用在什么方面？

何江：我在哈佛做的一个研究是用单分子显微成像技术来研究流感病毒和人体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能掌握流感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通路和产生的反应，将来可以应用于抗流感药物的研究等方面。

在麻省理工这边，我的研究是哈佛研究的延伸，更偏实际应用。其中一个是在体外培养肝脏的项目，可用于研究病原体与肝脏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疟疾、肝炎病毒等问题。肝脏组织在体外培养很难，一旦拿到体外很快就会失去活性。目前我们实验室基本能够做到模拟肝脏功能，并且是让肝脏在体外保持活力最久的一个技术平台。例如疟疾，现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实验室能够把它的整个感染周期在体外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另外一个研究是癌症的早期检测，目前国内医院检测癌症最常用的技术是CT、X光，但这样诊断出来的大部分已经是癌症的中晚期，一些癌症扩散很快，到了中晚期很难治愈。我们现在做的是基于纳米材料的技术，纳米材料能够比较精准地进入到癌症组织，发生催化反应，产生信号，就可以精准检测到癌症。

澎湃新闻：福布斯关注的另一点，也是你之前在哈佛的演讲上曾经谈到的，希望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转化和应用，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以惠及更多的人，这种想法是从什么时候萌生的？

何江：真正触动的点还是来哈佛之后，接触到很多很酷炫的、前沿的研究，但如何把这些研究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并应用到社会中去，促进社会的公平？我当时的演讲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个方面来思考自己的研究和从事的事业。

澎湃新闻：通过科学技术去促进社会公平这方面，有没有哪个科学家的例子让你有所启发？

何江：我现在在MIT的导师Sangeeta Bhatia是一个把学术成果转化出去的一个很好的典范，能在做高尖端科研的同时去思考实际应用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的肺癌早期检测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国内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很严重，另外吸烟人群也不小。未来国内肺癌人群的比例可能越来越高，但目前治疗肺癌的方法有效性不是特别高。很多的情况下，这些高尖端的研究转化出来的是费用高昂的产品，例如需要使用高端、复杂的医疗检测仪器。但我的导师在课题设置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实际运用中降低费用、提高便捷性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制造了一些小的喷雾剂，里面是纳米级的小粒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生物标志物，往鼻子里面喷，如果测试到肺部有癌变，粒子就会跟癌症细胞发生反应，尿液就会变色。对比于现在癌症检测的高端的方法，这个是简单易用的，在美国已经开始进行临床的试验了。

澎湃新闻：美国大学是不是有鼓励这种实践的氛围？

何江：MIT这种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氛围就很强，而且学校会为学生提供很多支持。例如2016年MIT成立了一个专门支持长期性、风险高的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主要是看到之前的孵化器大多是针对早期的，对于那种高尖端但研究时间长、成本和风险大的项目，很多风投没有耐心去等待，导致很多很好的创业项目最后都搁浅了。学校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设置了这个新的孵化器，学校会提供一部分资助，另外学校的影响力也能吸引到很多的社会资金。

澎湃新闻：你考虑过创业吗？

何江：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但自己目前还没有着手尝试这个事情，要先把我目前的研究做出成果。不过未来我希望能在继续深钻学术的同时，开始更多实用性的尝试。

美国大学的氛围还有一点触动我：很多学生能够把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付诸实践后，并一步步扩大，形成规模。我在哈佛当辅导员的时候，有一个大二的学生，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他由此萌生了想法，发起了到社区探访、照顾这些老人的活动。这看起来非常普通，但他们团队一步步壮大，另外也利用学校平台聚集了很多优质的资源，例如研究阿尔兹海默症的公司，四年之后，他们的网络已经遍布全美，成了一个社会企业。这种从一个简单的想法演化成一个公司、一个组织的例子在美国很多，Facebook这样的公司当初也是从这样发展起来的。

澎湃新闻：从你自身的经验出发，你对中美两国的科研环境怎么看呢？

何江：我的感觉是美国这边大的实验室更加独立一些，都是自己设计然后进行课题。另外一点就是哈佛、MIT这边的课题还是特别前沿的，国内相对来讲原创性课题稍微差一些。但这也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中国起步比美国晚，但近些年追赶的速度非常快。我记得我2009年出国的时候，在《自然》这样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非常地难，但现在时不时就能在这些期刊上看到国内的文章。

澎湃新闻：作为华人科学家，你觉得这个身份带给你什么特殊性吗？

何江：身份问题其实我很少想到。美国生物专业的博士和博士后华人还是挺多的，是一个大群体。在名校里做得好的华人教授越来越多，获得国际大奖、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归属感是挺强的。

当年一台收割机打开了一个世界

澎湃新闻：你曾经谈到近年来回家，感觉到农村变化非常快，有没有哪些变化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何江：我是从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农村和城镇的差异，还有现代技术与传统的冲突。我还清楚记得那个时候村里出现的第一台收割机，开进来的时候村里的小孩一直跟在后面跑。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高科技产物，像打开了一个世界一样。但是当时农村很多人不相信这种科技，不相信收割机能够把水稻收割干净，害怕浪费粮食，所以都不太敢用。但到了第二年，村里很多人都在用收割机了。

最近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微信。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村还没有通网络。我小时候要知道外界的信息只能通过电视、广播，连订报的人都很少。但现在这个时代，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信息已经十分通畅了。我当时演讲的时候很震撼的一点是，我演讲的信息很快就传到了我家那边，微信上都在转。换做几年前，这样的信息是很难传到那边去的。现在农村人不懂的事情也可以在网上去了解这个事情。

澎湃新闻：尼尔·弗格森教授曾经鼓励你写书，从你的经验看中国农村的变化。我知道这本书的中文版今年马上就要在中国出版了，能否谈谈这本书？

何江：是一本类似散文集的书，主要在写我成长过程中身边的一些人和事。例如我母亲就是一个典型的农妇的形象，我父亲就是一个农民工的故事，我舅舅是农村里面专业捕蛇的，希望通过描写他把农村里面这些特殊的匠人的生存状态描写出来。

书里面还有一篇是写的是我当时住过的房子，凝聚了当时乡村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城市人习以为常的电和水，在我成长的时候是没有的。小时候，我一直住在一个很古老的土房子里面，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农村人觉得用电都是浪费钱，很多时候是用油灯。夏天的时候有萤火虫，我和弟弟就会到野外去抓很多很多的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面，晚上放在家里照明。那个时候电视也是没有的，农村人晚上有空了就出来唠嗑儿。

也有很惊险的事情。例如我们种地的以前每家都有一个谷仓，但是以前老鼠很多，为了防老鼠，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抓了一条很大的蛇，回来放在房梁上。 有时候我们在吃饭，房梁上有老鼠跑过，蛇就会突然冒起来咬住老鼠，吊在我们头顶的房梁上。

现在很多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实际上对中国农村已经很不熟悉了。八十年代那种淳朴、天然的农村文化也逐渐在消失。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的冲动，希望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把底层的这群人的生活状态描述出来。

澎湃新闻：虽然艰苦，但你对当时的农村生活还是怀念的？

何江：其实我是比较怀念农村当时那种简单的生活状态。那个时候村里的人都很熟悉，你随便到哪家做客拉家常都很平常。但现在我回去的时候，大家都在刷手机，感觉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彼此间会时时嘘寒问暖了。这种简单的生活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我也知道那是回不去的。